试论破产重整制度的价值序位

王胜宇

　　郑明哲在《论法的价值层次》中提出了法秩序、功利和正义这三种价值追求，在吕忠梅，陈虹《论经济法的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法的价值”这一概念主要在三种含义上使用，可分别称为法的“目的性价值”、“评价标准”和“形式价值”；曹青，《法的经济法价值功能探讨》这两篇著作中提出了法的价值分层，即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通过阅读，我总结了一些心得。
　　首先，法律的价值目标是社会价值系统中的子系统，一般包括公平、秩序、自由和效率等内容。然而，由于各个部门法固有的调整对象、调整方法、自身功能的差异，使得各部门法在具体体现各自主要的价值取向时有所侧重。
　　其次，价值一般可理解为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作用或积极意义。在法理学中，“法的价值”这一概念主要在三种含义上使用，可分别称为法的“目的性价值”、“评价标准”和“形式价值”,借助于此种分类，大体可以把破产重整制度的价值序位界分为两类：“目的性价值”与“工具性价值”。
　　第三，目的性价值是法律根本属性的体现，其研究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其一，提高法律推理的合理性。其二，减少对法律规则的恣意执行或法律执行者的越权行事，以保证法律的正常实施。其三，目的性价值研究更便于对整个法律系统的把握和基本理论的建立。工具性价值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目的性价值，否则法律的实施就无所适从；任何一种法的理论体系都是对同质性规范的归纳和总结，也必须以一定的目的为导向。
　　第四，法律的价值就在于它的有用性，即符合人们的需要，法律对权力义务的调整，实质上是对利益冲突的调整，因为法律对一方利益的保护，就必然意味着对另一方利益的限制和牺牲。
　　二、对破产重整制度的认识和理解
　　通过对朱焕强《企业重整制度的理论透视》，陈玉《论破产重整制度》，唐旭《破产重整法律制度若干问题研究》，谢博《我国企业破产重整制度研究》，付翠英《破产法比较研究》，王卫国《破产法》，James J. White.《Bankruptcy and Creditors’Right》等学术论文及著作的阅读，我对破产重整制度的产生背景、概念、特点、价值属性、制度优越性以及国内外研究现状等有了相当程度的认识。
首先，综合了上述各家对破产重整制度的概念阐述，我个人对重整制度的概念有了一定的认识，对于破产重整制度的解释我比较倾向于唐旭在《破产重整法律制度若干问题研究》中所解释的，即破产重整制度又称公司重整、公司更生制度，是指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出现破产原因或有破产原因出现的危险时，为防止企业破产而经利害关系人的申请，在法院的干预下，对该企业实行强制治理，使其复兴的法律制度。
其次，我通过阅读文献认识到，破产重整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一系列特殊法律手段和程序的运用，实现对出现破产原因或有出现破产原因危险的企业的维持和未来事业的发展，促进企业复苏，进而清理债务，保护投资者、债权人的利益，保证交易安全，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稳定。
　　第三，在付翠英《破产法比较研究》，王卫国《破产法》，李永军《破产重整制度研究》，齐树洁《破产法研究》等学术专著中，着重谈到了破产重整制度的规则，和破产重整制度的构建尤其是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破产重整制度。我个人认为，我国的破产重整制度刚刚建立，尚缺乏理论支持和实践经验，所以在构建适合于我国的破产重整制度时，要尽量吸取国外建立重整制度的做法和经验，尽量避免走弯路，但是在学习和吸取中一定要充分考虑到我国的现实国情及经济特点，生搬硬套是行不通的。
　　第四，在以上的文献中，大部分都提到了利益平衡机制，利益平衡机制是破产重整制度的重要理论基础，深入分析利益平衡机制与重整制度的价值关系，对于研究重整制度的价值属性是很重要的。李永军在《破产重整制度研究》中指出，破产重整程序具有参与主体的多方性，这意味着破产重整程序中的利益关系十分复杂，利益冲突也十分激烈。在这种情况下，重整制度要想实现其预定目的，必须想办法在重整范围内众多利害关系人中，建立起一种利益与共的关系，形成多边协商的利益均衡机制。张文星在《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想研究》中引用了赫克的一句话，即“利益法学出发点的一个根本的真理是法的每个命令都决定着一种利益的冲突，法起源于对利益的斗争，法的最后任务是平衡利益，此处的利益包括私人利益与公正利益。”来说明法律是对利益的一种调整和评价，
　　通过对利益平衡机制的研究，我认为在破产程序中，债权人的利益是排斥债务人的利益的。也就是说，债权人和债务人是利益相对冲突的双方。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障债权，法律不得不剥夺债务人的现实利益，同时也剥夺了他的将来利益，即剥夺了他运用已有的财产和信誉所能获得的一切。而破产重整制度的确立则是为了解决多方利益的冲突，它不但让债权人公平受偿，还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平等的法律地位，通过国家干预使竞争中的失败者得以恢复和重建，这是利益平衡的体现，在这种机制下债权人和债务人都实现了自己的利益，而且对于债务人来说是很有利的。
　　三、对破产重整制度工具性和目的性价值的认识和理解
　　通过对谢博《我国企业破产重整制度研究》，王华磊《破产重整制度研究》，吕忠梅，陈虹《论经济法的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的学术著作的阅读。在系统的了解了破产重整制度的基础上，通过对吕忠梅，陈虹所著的《论经济法的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分析和理解，对破产重整制度工具性和目的性价值的写作思路有了一定的构思和想法。
　　在研究分析文献资料后，结合自己的思考，我认为由于目的性价值居于主导地位，反映的是破产重整所追求的社会目的与理想；工具性价值，是破产重整制度为实现其目的性价值应具备的基本属性或共性价值。所以，从秩序、公平、正义以及效率这些价值中，确定目的性价值是很重要的。
　　通过对文献资料的分析和思考，我认识到破产重整的目的性价值，应该是效率价值。所谓效率，按照法经济学的观点，所有法律活动包括一切立法司法活动以及整个法律制度，都要以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即以社会财富的增加为目的。重整制度通过保留企业的营运价值，使负债企业资产价值被最大化利用。在债权人和债务以及债务的投资者等其他利害关系人之间，建立起一种利益与共的关系，营造出了一种平等协商的局面。共同的致力于拯救企业的过程，从而把破产所带来的弊端控制在最小限度，维持了企业的就业和资产，使社会资源能够有效利用，节约了社会资源，这充分体现了法律制度的效率价值。所以，破产重整制度的价值序位分层就是以秩序、公平、正义价值为工具性价值，效率价值为目的性价值。
结论
　　公司破产重整，作为司法内的公司拯救手段，是一种关于困境公司拯救的特别制度，也是我国当前破产法改革和理论研究的重点。作为现代破产法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重整制度的立法目的是促进债务人复兴，通过促进债务人的复兴，破产重整制度扩展了破产制度的功能，并为破产法立法目的中维护社会利益的立法理念的实现提供了制度支持。破产重整程序具有参与主体的多方性，这意味着破产重整程序中的利益关系十分复杂，也意味着破产重整的价值取向具有多元化特征，通过对破产重整制度的价值序位分析和研究，着力解决破产重整制度的多元价值关系的定位，奠定破产重整制度法价值方面的理论基础，可以为破产重整制度在我国的构建与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建议。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
论法治国家与民主之间的内在联系

哈贝马斯著　逢之译
　　在学术活动中，我们常常把法与政治相提并论，而同时我们又习
惯于认为，法，法治国家和民主是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即法理学
（Jurisprudenz）研究法，政治学研究民主，而且，前者（法理学）
从规范的角度，后者（政治学）从经验的角度，来研究法治国家。即
使法学家一边研究法和法治国家，一边又研究民主法治国家中的意志
构成，社会科学家（法律社会学家）研究法和法治国家，政治学家研
究民主进程，科学分工也不会因此而停止。法治国家和民主在我们看
来属于完全不同的对象。这样认为是有根据的。由于任何一种政治统
治总是以法律的形式体现出来，所以，在政治权力尚未受到法治国家
规束的地方，也存在着法律秩序。而在统治尚未民主化的地方，也存
在着法治国家。简言之，没有法治国家的制度，可以有法律秩序存在；
没有按照民主程序制定的宪法，也可以有法治国家存在。为了从不同
学科对这两个对象进行研究，我们提出了一些经验依据，但这决不意
味着，从规范角度来看，法治国家可以离开民主而存在。

　　本文将从不同的角度对法治国家与民主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进行
探讨。这一内在联系既根源于现代法律概念自身（1），也根源于如
下事实：即实在法（positives Recht）不能从一种更高的法中获得
自身的合法性（2）。现代法律是通过保障每个公民都具有自主性而
获得合法性的，并且在此过程中，私人自主（private Autonomie）
与公共自主（？ffentliche Autonomie）互为前提（3）。这种概念
上的相互关系也在法律平等（rechtliche Gleichheit）和事实平等
（faktische Gleichheit）的辨证关系中体现了出来。正是这一辨证
法第一次引出了社会福利国家的法律范式，作为对自由主义法律观念
的一种回应。今天，这种辨证法又需要对民主法治国家做程序主义的
理解（4）。所以，在结语部分，我将用女权主义的平等政治为例，
来具体阐明这种程序主义的法律范式（5）。

　　1　现代法律的形式属性

　　自从洛克，卢梭和康德以来，一种法的概念不但在哲学中，而且
在西方社会的宪法实践中也逐渐形成。这一概念被认为同时说明了强
制性法律所具有的实在性和保障自由的特征。以国家制裁作为后盾的
规范，可以追溯到政治立法者的灵活决定那里，这一事实是与合法化
要求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按照合法化要求，所制定的法律应该保障所
有法人都享有同等的自主性；反之，立法的民主程序应当能够满足这
一要求。这样，实在法的强制性和变易性，与提供合法性的立法模式
之间的内在关系便建立了起来。因此，从规范的角度看，法律理论与
民主理论之间存在着的是一种概念上的内在联系，而非单单是一种历
史的偶然联系。

　　初看起来，这好像是在玩哲学游戏。事实上，这种内在联系深深
地扎根于我们日常法律实践的前提之中。因为，在法律的有效性模式
中，国家法律实施的事实性与立法程序论证力量的正当性相互交织在
了一起，这种立法程序按照要求来说是合理的，因为它为自由提供了
基础。这一点表现为一种特殊的矛盾，而法律就是带着这样的矛盾出
现在其接受者面前的，并希望他们服从。这就是说，法律让接受者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