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我国刑法“战时”要素的修正

李宇先


“战时”要素是我国刑法中重要的时间要素。修订后的刑法注重平战结合，进一步完善了“战时”刑事法律规范，其目的在于打击和遏制“战时”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国防、军事利益的犯罪。但是，我国刑法关于“战时”要素无论是在刑法体例的结构上还是内容上都存在着修正的必要性。
在刑事法律中最早提出“战时”这一概念的是在1981年6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中，该条例当时仅提出了“战时”这一概念，而没有对“战时”概念的内涵进行解释。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将军人违反职责罪作为第10章，列入刑法典，并对“战时”概念进行了解释。所谓“战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451条规定：“本章所称战时，是指国家宣布进入战争状态、部队受领作战任务或者遭敌突然袭击时。部队执行戒严任务或者处置突发性暴力事件时，以战时论。”这一“战时”概念既阐明了“战时”概念的内涵又界定了“战时”概念的外延，也就是说只有在上述情况下的时间概念才能被称为“战时”。但是，这一解释和界定还是存在着问题的，即刑法第451条规定的是“本章所称战时”，这里的本章是指刑法第10章“军人违反职责罪”，而我国刑法条文，涉及“战时”要素的罪名达20余个，包括“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国防利益罪”和“军人违反职责罪”三大类罪。这样，在涉及到“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国防利益罪”这两大类罪的“战时”概念时，是否能适用刑法第451条的解释就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因为“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国防利益罪”和“军人违反职责罪”三大类罪是并列关系，三者之间不存在包含关系，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刑法第451条规定的是“本章所称战时”就不能适用于刑法第1章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和第7章的“危害国防利益罪”中的“战时”范围。因此，“战时”的要素就不能仅仅限制在“军人违反职责罪”一章中，而应当贯穿于整个刑法体系之中，否则就违反了刑法体例的内在逻辑。这样，对于“战时”概念应当放在总则部分加以定义，即应当是“本法所称战时”。
“战时”要素在我国刑法中除是犯罪构成要素和量刑要素以外，还是特殊的缓刑制度构成要素。我国的缓刑制度是指对于判处较轻刑罚的犯罪分子，在其具备法定条件时为之设立一定考验期限而暂缓执行原判刑罚，将其放在社会上进行监督考察的一种刑罚制度。在缓刑考验期满后，如果没有出现法定事由，原判刑罚就不再执行了。只免其刑，不免其罪。而我国刑法第449条还规定了一种特殊的缓刑制度，即“战时缓刑制度”。刑法第449条规定：“在战时，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没有现实危险宣告缓刑的军人，允许其戴罪立功，确有立功表现时，可以撤销原判刑罚，不以犯罪论。”这种特殊的缓刑制度与一般缓刑制度有很大的差别：一是其适用的对象是“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军人”；二是“没有现实危险”，除了依法满足适用缓刑的条件而被宣告缓刑外，还应当具备“没有现实危险”的条件；三是必须是在“战时”，这是“战时缓刑制度”最重要的一点，如果是在非“战时”，虽然符合缓刑条件也只能适用一般缓刑制度，而不能适用“战时缓刑制度”；四是如果具有法定事由，也就是“确有立功表现的”，可以撤销原判刑罚，不以犯罪论处，既免其刑，又免其罪，行为人不再有犯罪前科。如果不具备“确有立功表现的”，则适用一般缓刑制度，缓刑考验期满，则刑罚不再执行，只免其刑，不免其罪，行为人仍有犯罪前科，这一制度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立法者将这一制度放在第10章来表述，却与刑法体例不符。缓刑制度是刑罚的具体运用，是一般量刑原则，不宜放在分则中单独进行规定，而应当放在总则第4章“刑罚的具体运用”第5节“缓刑”这一章节中，在表述完一般缓刑制度后再对特殊的缓刑制度加以表述，这样在体例结构上就比较完美。
由于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已将“决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戒严”修改为“决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进入紧急状态”。也就是将“戒严”概念修改为“紧急状态”概念，显然“紧急状态”的事因范围比“戒严”的事因范围要大。这样，由于宪法是刑法的宪政基础，宪法中重要概念的修正，必然要引起刑法的修正。因此，刑法中的“战时”概念也应当根据宪法修正案进行相应的修正，将刑法第451条中“战时”要素中的“戒严”概念修正为“紧急状态”概念。
综上所述，笔者主张将我国刑法“战时”概念进行以下修正，一是将“战时”概念的定义放在刑法第5章“其他规定”这一章中，将“本章所称战时”修正为“本法所称战时”；二是将“战时缓刑制度”作为特殊的缓刑制度放在刑法第4章第5节“缓刑”这一章节中；三是将“战时”要素中关于“戒严”的概念修正为“紧急状态”的概念。使得我国刑法“战时”概念从体例结构上、内容上更加完善。
法官文化的探讨

刘成江


法官文化的构成内容包含法官的知识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
知识是法官司法的智能之源。法官审题蝗案件大到社会稳定、企业生死，小到邻里纠纷、家庭官司等等，所的知识包罗万象。这就要求法官要有一个符合自身文化特质的知识结构。据此，法官所应具备的与审判相适应的知识文化，主要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法学知识。法官不是机械搬用法条的法律工匠，必须掌握相当法学理论知识，才能对属地人文字含义、立法宗旨、法律原理、条文体系等多方面进行理解和分析，从而保证正确的运用法律。其次，政治知识。法官是国家政治的维护者，担负着国家统治的使命。学习政治是法官的天职，是法官能否作出公正和正义判决的重要因素。忽视政治学习，法官就会迷失政治方向，并难于正确运用法律促进社会的进步。再次，历史知识。一名法官不了解历史，他对各项法律制度就会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也无法对其实施的法律后果进行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明智推断，从而，也就无法完成依法治国的神圣使命。然后，文学知识。法官要有丰厚的人文底蕴。?伦芗莆难????唤隹梢源噶蹲约旱奈难П泶锬芰Γ??矣兄?诜ü俑?羁痰牧私馍缁帷⑷鲜度松?⒓由钊宋牡自獭⒃鎏砑鄹聍攘Γ?⒃谘纤嗟乃痉ɑ疃?刑逑稚缁嶂饕宓娜宋墓鼗场Ｗ詈笫怯肷罄戆讣?嗍视Φ钠渌??丁７ü儆Φ币?蟹岷竦娜松??肪弑阜岣坏纳缁嶂?逗驮睦??煜さ钡氐姆缢紫肮吆头缤寥饲椋?⒘私馑?罄戆讣?钠渌?Э频闹?叮?┯腥绱耍?拍苁狗?傻墓?秸?逶诰咛灏讣?罄碇械玫礁?玫奶逑帧?br> 法官的精神文化，体现着法官的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它包括法官的司法思想、理念、道德、精神等诸多方面，是法官文化的核心。首先，在司法思想上，必须树立司法为民的指导思想。因为法官履行保护人民、打击犯罪、制裁违法、定纷止争、化解矛盾等神圣职责，最终是为国家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的。其次，在司法理念上，必须树立大局、公正、高效、文明、廉洁等现代司法理念。因为自觉服从并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重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是法官正确司法的前提和关键是检验法官政治坚定性的重要标准。再次，在司法道德上，必须树立忠于职守、秉公办案、刚正不阿、不徇私情等职业道德观，并具备正直善良、惩恶扬善、弘扬正义等高尚的道德操守。
法官的行为文化是指法官在调节社会关系（含法官群体关系）中所产生的活动文化。它包括法官的司法审判行为、司法宣传行为、司法社交行为、司法人事行为等等，是法官知识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折射。首先，法官的司法审判行为，在于通过审判活动保护人民、打击犯罪、制裁违法、定纷止争、化解矛盾，建立和谐文明的社会关系。其次，法官的司法宣传行为，在于通过审判积极开展法治宣传活动，教育公民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秩序。它包括公开宣判、庭审直播、以案说法、公布典型案例、组织重大疑难案例的讨论、提出司法建议等行为。再次，法官的司法社交行为，在于通过法官严肃而谨慎的社会交往活动，避免因其不当言行而使公众对司法公正产生合理的怀疑，以维护法官公正、廉洁、文明的司法形象。它包括法官保持清正廉洁、遵守司法礼仪、约束业外活动等行为。最后，法官的司法人事行为，在于通过法官的人事活动优化法官群体、激励法官司法，它包括法官的准入、选任、培训、晋升、轮岗、考核、奖惩、保障等行为。
法官制度文化是约束法官行为的规范性文化，是法官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的保证，并受社会制度的司法制度的制约。司法审判制度，重在规范法官的司法和宣传行为，以确保为民司法和审判权、执行权公正高效的行使。司法廉洁制度，重在规范法官的司法和社交行为。以保障法官司法和社交行为的廉洁性。司法人事制度，重在规范法官的任职等行为。除法定的法院组织法、法官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外，还应在遵循审判工作规律，不盲目借用行政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法官准入、选任、培训、晋升、轮岗、考核、奖惩、保障、档案等一系列制度，以规范法官资格、优化法官群体、保障法官独立、维护法官尊荣、激励法官司法。法官文化是一种特殊的行为文化，文化作为意识形态和精神产品，不同的国家都有不同的特色文化，每个行业都有不同的特色文化。法官与社会中的其他行业不一样，这种差别不仅体现在所管辖或处理的事务方面，更体现在处理事务或行使权力所运用的方式、思考和分析问题的方式、语言风格、外部行为的风格等诸多方面。这种文化将司法理性、人文精神与实证作风有机结合在一起，展示法官积极的理想追求、卓然的职业风采、丰富的专业学识和清廉的操行品格。法官文化是法官这一特殊社会群体在长期的审判实践和管理活动中，逐渐形成的具有法院特点并得到共同遵循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行为准则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物质载体的总和。先进的法官文化体现法的精神本质，是司法工作者优秀品质的积淀。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成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