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律师和记者的调查权

韩荣营

当今世界法治国家，大都确认律师和记者“自由职业者”的地位。律师通过执业活动，依据事实和法律，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记者通过采访活动，如实报道国内外发生的事件，以褒扬正义、贬斥邪恶。二者根本的共同点是尊重事实，重现事实，通过事实说明问题。重现事实的途径就是调查，在律师称为取证，在记者称为采访。律师通过调查取证，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还事实以真相；记者通过采访报道，用语言、文字或音像还原事实真相。然而，无论是律师，还是记者，就调查权问题，在其执业活动中，均有许多尴尬和无奈。
一是我国法律、法规不健全。对于律师调查取证，《律师法》第31条规定：律师承办法律事务，经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调查情况。《刑事诉讼法》第37条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它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由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所谓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必须经被调查单位或个人同意，如果是辩护人向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调查，除本人同意外，还必须同时具备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的许可条件。由此可见，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完全取决于被调查对象，如果被调查对象不同意，无需任何理由，律师均不能调查取证。这与权利本质相悖。所谓权利，是指要求他人为某种行为或者不得为某种行为的资格。既然调查取证是律师的权利，那么就应当是被调查者的义务；而现行法律赋予调查对象许可的权利，律师的调查权反而倚赖调查对象的许可权而存在，显然与权利的本意相悖。由于这样规定，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受到很大限制，任何被调查单位和个人，只要不同意接受调查，律师的调查取证就无从谈起。而法律对记者采访报道权利规定更加模糊，到目前为止，既没有出台《新闻法》，也没有关于记者执业权利和义务的法律、法规、甚至部门规章。唯一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规定的又特别笼统，既不属于法律，也不属于法规，连规范性文件也不算，而且政治性还特别强。根本未涉及新闻记者在执业过程中的权利问题，使得新闻工作者，包括一些传媒与司法方面的研究者，不得不引用《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残疾人保障法》及《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的有关条款，来引伸其采访报道权。新闻工作者采访报道国内外重大事件的权利难以落实。
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甚至政策对新闻记者采访报道权的规定，导致记者采访报道，只要不是为被采访单位歌功颂德，做美化宣传，或者起广告效应的，就很难取得当事人的配合。尽管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规定，记者采访报道需要被采访单位或者个人同意。实践中，如果被采访者不同意，记者是无法完成调查采访工作的。
二是由于以上原因，律师和记者在实际执业过程中，主要是在调查取证或采访过程中，人身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尽管《宪法》规定了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律师和记者在调查（采访）过程中，人身权利受到侵害的事件时有发生，律师取证过程中遭到围攻、威胁，甚至漫骂、殴打，非法拘禁的情况很多，特别是矛盾尖锐的案件和一些涉及国家机关的案件，律师调查取证时危险性更大。而记者采访报道，除非正面褒扬的，凡是作为反面材料的，有负面影响的，对阴暗曝光的，都有可能受到人身伤害，实践中被打骂、砸毁器材，强索资料，甚至非法拘禁的情况都出现过。如广西南丹矿难事故的调查，记者受到的待遇是：阻截、驱赶甚至追杀。
三是律师运用证据为当事人服务和记者对采访的事实真相通过媒体予以报道后，所产生的不利后果也极为相似：律师如果将调查取得的证据在法庭上出示以后，对方当事人一知悉，闭庭后威胁证人撤回证言或者作出与原证言相反的证明，使得律师的工作功亏一篑，导致法庭不能采纳律师依法取得的完全是事实真相的证据。更有甚者，在刑事辩护中，如果律师将依法调查取得的证据出示给法庭，而且足以推翻控方的证据或对控方的证据产生威胁时，个别公诉人和公诉机关不是依据事实和法律，实事求是地分析案情，而是迁怒于律师，休庭后运用国家的强制力，用非法手段威胁证人，迫使证人改变证言，并把改变证言的原因加害到律师身上，进而以《刑法》第306条迫害律师，有的在休庭后当场带走律师。实践中出现了湖南云梦律师事务所律师刘亚清妨害证据案，福建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黄亚斌伪证案等一系列冤案。而记者一旦将采访的事实真相通过媒体公诸于众，如果是对违法行为进行曝光，不道德行为进行谴责或对阴暗面进行揭露，即使完全尊重客观事实，也可能面临被恐吓、骚扰甚至于被起诉的厄运。而最直接的方式 是：这些记者或记者所在单位的其他记者，会遭到被采访单位的“封杀”，象广东高院、兰州市公安局、中国足协都曾下令“封杀”记者。
律师和记者之所以在调查取证权上有诸多相同的厄运，主要是我国目前立法的不足造成的。《新闻法》从着手立法至今已20多年，仍迟迟未出台，并且在2003年十届人大的立法规划中也没有列入。同样《律师法》尽管存在着许多阻碍律师执业的条款，但其修改也未列入五年规划。笔者认为：应尽快出台《新闻法》，对记者采访报道事实真相的权利予以明确，并明确被采访单位和个人的配合义务，禁止各种形式对记者采访权的非法侵害。尽快修改《律师法》，恢复《律师暂行条例》关于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规定，并明确律师行使此项权利的法律保护。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律师和记者的执业权利，才能进行有效的舆论监督，才能还事实于真相，才能扬善除恶，维护法律的尊严和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最后，笔者引用著名法学与文学大师冯象的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律师和记者不用结盟但天然就是盟友，特别是从社会监督的角度来考虑，这两股力量有效地结合起来，我认为会使一些人，特别是那些视社会监督为寇仇的人，心惊肉跳”。

福建省厦门市人民政府


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颁布《厦门市专利产品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
厦门市人民政府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委、办、局：
《厦门市专利产品认定管理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予颁布，请遵照执行。

厦门市专利产品认定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有利于识别专利产品，打击假冒专利和冒充专利行为，保护专利权人、合法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厦门市专利管理局为厦门市的中国专利产品（以下简称专利产品）认定部门。
第三条 专利权人或经合法许可的专利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进出口经营者，均可依照本规定向厦门市专利管理局申请专利产品认定。
第四条 对申请专利产品认定，采取一专利一申请原则；对于一件产品，包含几项专利的，可以就其中一项提出申请。
第五条 申请专利产品认定应向厦门市专利管理局领取和填报《专利产品认定申请表》，并提供下列有关材料及物品：
（一）申请人身份资格证明；
（二）专利证书、年费交纳凭证、专利文件；
（三）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四）专利产品实物或者反映其特征的图纸、照片或法定检测机构的检测报告；
（五）必要时应提交其它有关的材料或者物品。
第六条 申请认定的专利产品，符合下列条件的，由厦门市专利管理局发给认定证书和标记：
（一）产品具备专利的全部必要技术特征；
（二）专利权有效；
（三）生产、销售或进出口者是该专利的合法实施者。
厦门市专利管理局应在接到全部申请材料、物品之日起三十日内完成认定工作。
第七条 专利产品认定证书及标记由厦门市专利管理局统一制作。
第八条 厦门市专利管理局应对认定的专利产品及其生产、销售、进出口者登记备案。
第九条 持有认定证书和标记的权利人可在专利产品及其包装上使用认定标记，或标以“中国专利产品，厦门市专利管理局认定”的字样。
第十条 专利产品认定证书实行年度审查制。权利人在专利有效期内，凭交纳当年专利年费的证明到厦门市专利管理局办理年审手续，否则专利产品认定证书视为作废，权利人必须停止使用认定标记及有关字样。
专利权终止之日起，必须停止使用认定标记及有关字样，该专利产品认定证书也同时作废。
第十一条 持有认定证书和标记的权利人必须将该专利权的撤销、无效、终止、转让等变动情况及时书面报告厦门市专利管理局。
第十二条 持有认定证书和标记的权利人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由厦门市专利管理局收回认定证书和标记，通报批评，直至追究单位及其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
（一）将标记使用在未经确认的产品上；
（二）将标记使用在非专利产品上；
（三）将标记或证书转让给他人使用的；
（四）超过认定登记有效期继续使用的；
（五）其他不符合使用标记、证书情况的；
第十三条 对擅自印制、销售、使用认定证书和标记的，由厦门市专利管理局依法处理。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厦门市专利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一九九五年九月一日起施行。



1995年7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