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文化传统的形成基础及其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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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任何传统的形成都有特定的基础。中国独具特色的法文化传统的形成便可从自然环境因素、生产方式因素与思维方式因素上找到理由。在法文化传统产生之时，自然环境因素占据主导地位；随着法文化的动态变迁，起决定作用的却是生产方式因素。三因素中任何一个的根本性变革都将带来法文化的巨大变动。今日中国面临的是三因素同时经历根本性变革。这就是今日中国法文化所面对的充满挑战的处境，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
关键词：法文化传统 形成基础 自然环境 生产方式 思维方式


在法治建设进程中，当我们改革旧有的法律制度，总会遇到无形的阻力顽强抵抗；当我们借鉴先进的法律制度，总需要有艰难曲折的本土化过程；当理论上完美的新法律制度被设计出来运用于实际生活，原有的习惯往往将其改头换面得千疮百孔……主要缘由是法文化传统在起作用。因为“传统不仅仅过去了，它还确确实实地现存着。它积淀在每个现代人的心灵深处，流贯于每个人的周身血液，外现于人的各种行为方式和人际关系，并物化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习俗、规范以及形形色色的物质和精神产品里。当代人无时无刻不置身于文化传统的强大氛围之中，感受着它的持久而深刻的影响，以致于历史每迈出一步，都必须跟这种传统势力发生纠葛，时而以之为前进、发展的凭藉，时而又力图摆脱它的羁绊。传统和当代是一对相生相克的范畴：传统制约着当代的进程，当代反过来改造和消融传统……”［1］
与今日中国法制建设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法文化传统虽历经几千年的洗刷、积淀，依然仍保留着其独特的品质，它的尚“礼”， 鄙“诉”，重“刑”，轻“民”等等，仍在隐隐影响着当代人的法制心理。这些特质在法文化产生之时便初见端倪。可以这样说，是中国法文化产生之源，决定了它日后的走向，正如人的性格在初生婴儿身上便可窥见一斑一样。决定中国特色的法文化传统的形成的基础因素是什么呢？

一、法文化传统的形成基础探析

最初的法由习惯演变而来，据《左传》载，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的《禹刑》，便是启及其后继者根据氏族晚期的习俗陆续积累起来的习惯法。［2］在国家产生之前，氏族内部的人们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为适应调整人们相互间关系的需要产生了习惯。不同的生产活动与生活方式，产生了不同的习惯。又是什么导致了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呢？
（一） 自然环境因素
中国的地貌结构由西向东，依次为草原、荒漠，河谷平原（间以丘陵）及东南狭长的沿海地带。上古时期的先民无力对抗东南部的汪洋大海，这里没有留下多少先人的足迹；西部、北部辽阔的草原孕育了游牧民族，带给他们逐水草而居漂泊不定的生活。散居与不断的迁徙决定了这里产生不了相对稳定的、主流的法文化传统。再看中原以至江南河谷平原，这里水源充足，土壤肥沃，气候适宜，优厚的自然环境很适于人的生产、生活。中国古代文明理所当然率先在黄河、长江流域绽放出灿烂的花朵。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中国文明的主体在河谷平原中产生。但这块被东南的大海，西北的荒漠，西南边的崇山峻岭包围的土地，与外界几乎隔离开来，是相对封闭的独立个体，使得中原文明一产生便带有地域上的封闭性。
（二） 生产活动因素
河谷平原为主的自然条件使发展农业生产成为必然选择。此时的农业生产有如下特色：
特色一：生产力低下，面对自然界的种种突变，人显得苍白无力。先人们只能靠天吃饭，乞求风调雨顺。夏人乞求“天”，商人乞求“神”，实际上神即是天，是“人”化了的天，并且商时的神与逝去的祖先合而为一称为“祖先神”。“天”是先人们认为的独立于人之外的超于人的主宰一切的力量，人们心中对它充满畏惧，心甘情愿地服从它的支配，顺从“天命”。
特色二：尽管自然界有许多突变，但四季的更替相对稳定，春耕、夏种、秋收、冬藏，人们的生活相对有规律地循环着。他们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形成了周而复始的封闭循环的生活方式。
特色三：常年耕作让其中一些人总结出种植农作物的宝贵经验，大大改善人们的生活，这些人获得人们的崇敬，享有崇高的威望。并且“耕作在平原，则有平水土驱蛇龙的必要”［3］,克服水患，获得水利也是生产生活中的重大问题，这使类似“大禹治水”的事成为历史美谈。从史料记载中看治水似乎是禹一人的事，可我们清楚在当时的条件下，全民一齐与水斗争都未必有效，一人治水哪能成功？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大禹治水有功，取得大众的尊敬爱戴与崇拜，进而被神化了。
特色四：农业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土地有肥有瘦，不同地域的土地适宜种植不同的农作物，辛苦劳作的农民等待着收获，也等待着把这一年积累的经验在来年中更好地适用。结果他们世世代代在一块土地上生活，安土重迁。人最初的由血缘集合群体的本能因农业生产而变得更加稳固和发展。
（三） 思维方式因素
对法文化传统形成有最直接影响的是人的思维方式。中国以河谷平原为主的自然地理环境及随之而来的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生产活动，使中国人呈现出温和、持中，思维方式较封闭、保守，易顺从、盲从，也更务实和守成的特点。由此决定了中国特色的法文化传统的形成。
其一，温和、持中。在天命、王命主宰一切的年代，作为社会的一员，人们相信命运天定；作为家庭的一员，所有家庭内部事务由家长决定。个体一出生，便有特定的身份与地位，有特定的生活方式与生活道路。处于统治地位的贵族无需努力，无需担忧，坐享其成，享受着血缘带给他们的安逸与舒适；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人努力无门，血缘决定了他们世世代代都将是被统治者。不能有自己的主见，不能一意孤行，必须与群体认同便是社会对人的要求，人因此温和而持中。
其二，封闭、保守。在生产力低下的上古社会，农业生产靠经验。很少有人会以一年的收成为代价去冒险种植新的作物或尝试新的种植技术。并且自身的农业生产已能基本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人们没有必要与外界交流。常年累月，人把自己禁锢于一定区域，思维自然就封闭且保守。这与游牧民族与海洋民族人随时准备应付大自然的挑战，不断面对新的社会群体，人充满斗志与锐气不同。
其三，顺从、盲从。农业生产凭借经验，有经验的人理所当然地获得人们的崇敬，成为氏族的首领。同时积累丰富生产经验的只能是年长者，这一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依靠血缘维系的宗法制度的巩固。既然是权威，其他的人则必须尊从。在社会上听从国家，在家庭中听从尊长，从整体上讲二者又是一致的。顺从成了中国人的又一特色思维方式。另一方面，顺从也带来盲从，俯首贴耳、察言观色便是顺从带来的负面效应，成为我们民族心理中劣根性的重要一面，导致我们的民族缺少创新，个性缺乏伸张。
其四，务实、守成。由于命运与生俱来的，对于未来人无太多的期盼，大多数人只把注意力集中于眼前事物，守着已有的业绩；农业生产，耕种多少收成多少，半点都偷懒不得，人只能实实在在，不能像商人那样去投机钻营。思维因而务实。
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中国传统法文化表现出法自君出、以礼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法律内容带有强烈的宗法色彩及司法上的行政司法合一等显著特点。
二、法文化传统形成基础三因素关系探析

可见，对中国法文化传统的形成而言，直接因素是思维方式，中级因素是生产、生活方式；终级的根源是自然地理条件。但法文化传统是动态延续的，在法文化发展过程中，三因素所起的作用有所不同。
首先，自然环境因素是三因素中相对最稳定的。一方面，地域范围扩大的结果是中原文明吸收了周围的少数民族文明。宗法色彩浓烈的中华文明在近代以前一直是较先进的，所以不论作为征服者还是被征服者，最终的结果都是中原文明得以生存下来，继续发挥其主导作用。另一方面，中原地区一直是中华民族最主要的居住地，至今聚集于此的人还占全国的大多数。再则，气候条件在过去几千年里的变化也无法改变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因此中国法文化传统在过去发展进程中的重大转折，自然环境因素决不是起决定性的作用。
其次，“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清朝末年，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外部列强的入侵，西洋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封闭的、封建式的法律文化和法律体制，中西法文化开始了第一次较量。……苏联法学模式的影响和指导是对中国法制的第二次冲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给中国法制的发展与繁荣带来了生机，法律在开放的姿态中获得逢勃的生命力，中国法制又面临着第三次冲击。”［4］综观历史，这三次的确是中国的法文化传统经历的重大变化，但结果如何呢？清末西方法文化对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冲击的结果只能是使中国法形式上披上西方的外衣，而实际上仍是走封建的老路子，封建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没有得到根本的动摇与破坏。建国初期对国民党六法全书的全部废除，苏联法学的全面引入，照样无法使“社会主义的法”融入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反而给法制造成极大的破坏，法律留于纸上，现实生活中充斥着法律虚无主义的观点。其原因在于中外法的观念形态、价值判断、行为模式上的明显对立与差距，使舶来的法律与中国传统法文化难以协调，在社会生活中难以找到有力的支点使其扎根。建构于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法”是无法在自然经济的土壤中生长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没有也不可能通过社会革命而完全割断，社会形态的变化对文化会产生影响，但无法更改传统文化［5］。
最后，思维方式因素对立法有着立竿见影的功效，它直接指导、设计着一国法律制度。在一定时期确实存在着具有远见卓识的先知先觉，可他们对未来的预见与超前思维，是脱离不了当时当地的社会生活的。思维方式是受人所生活的特殊环境制约的，它不可能成为法文化发展变化的终极因素。
所以，生产方式因素，即经济基础作用，在法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是引起法文化变革的终极因素。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直是中国最主要的生产方式，我们便可想象中国的法文化传统有多么巨大的稳定性。正如亚当·斯密曾所说：“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客居于该国的马可·波罗的报告，殆无何等区别。若进一步推测，恐怕在马可·波罗客居时代以前好久，中国财富就已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之极限。”［6］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对法文化传统带来哪些影响呢？

三、对今日中国法文化传统处境的思考

二十余年的改革与开放使我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从单纯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巨大转变。初期计划经济仍是社会生活的主导，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均由政府指令性计划决定，分配什么分配多少也由政府划定。实际上是政府化了的自然经济，经济基础未有根本性的改变，法文化变革并未到来。直到1992年中国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持续了几千年的法文化传统开始面临全面挑战。
其一，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人不再被局限于身体所能到达的地域范围，网络使人们可以在几秒钟内了解到世界各地的最新信息。全球化趋势在不可阻挡地加强，地域因素的影响在变小，全世界的人们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成为一个共同体，彼此的命运休戚相关。地域因素正经历一次空前变革。
其二，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在中国刚刚起步，不足十年的建设与存在了几千年的旧体制的较量十分艰难，不时有破坏市场经济的行为（甚至于是政府行为）出现。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下，我们在正在建设的市场经济体制立即就得融入国际大环境中与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场竞争，并要在竞争中求得自身的生存，难度之大，要求之高，变革之剧可想而知。
其三，伴随地域因素与生产方式因素根本性变革而来的便是对人的思维方式提出的巨变要求。一种世界性的意识被要求植入我们的思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即将成为现实，入世后，“法律不仅是某一国家意志的表达，而且也是国际社会各成员之间相互利益和各自需求的协调”。［7］需要具有世界性的法律意识，创建一种基于世界意识之上的法理学。这是有别于过去的全新的法律理念。
我们面临的法文化变革是前所未有的。它发生在法文化传统形成基础的三因素同时剧变的情况下，它将是中国历史上最全面的、带根本性的、难度最大也最具挑战性的变革。
( 华东政法学院2000级中国法制史专业研究生。
［1］陈伯海：《中国文化之路》，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2］参见叶孝信主编：《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二版，第14页。
［3］周谷城：《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3页。
［4］田成有：《中西法文化的较量与出路》，《法学》1995年第2期，第44页。
广东省深圳市人大常委会


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深圳经济特区计量条例》的决定

（2005年11月23日深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深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定对《深圳经济特区计量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将条文中的“技术监督行政部门”修改为“质量技术监督行政管理部门”。
　　 二、第二条修改为：“特区内建立计量标准器具，从事计量检定和校准，制造、修理、销售、进口和使用计量器具，实施计量监督，应当遵守本条例。”
　　 三、第三条第二款修改为：“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加强计量管理，改进检测手段，培训计量人员，及时检定或者校准工作计量器具，提高计量保证能力。”
　　 四、删除第五条第二款。
　　 五、增加一条作为第六条：“市计量行业协会是依法成立的行业自律组织，依照章程开展计量培训、计量咨询和发布计量信息等活动，制定本行业行为准则和规范，并接受市主管部门的指导。”
　　 六、第十条改为第十一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为社会提供校准服务的计量校准机构，其各项最高计量标准器具须经市主管部门考核合格后才能使用。”
　　 七、删除第十一条。
　　 八、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二条：“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企业、事业单位和计量校准机构的各项最高计量标准器具考核合格证书有效期为四年。”
　　 九、第十二条改为第十三条，第一款修改为：“市主管部门对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企业、事业单位建立的最高计量标准器具以及用于贸易结算、安全防护、医疗卫生、环境监测、行政监测和司法鉴定等方面列入国家强制检定目录的工作计量器具，实行强制检定；未列入国家强制检定目录的工作计量器具，市主管部门可以根据需要，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行强制检定。”
　　 删除第二款。
　　 第三款改为第二款，修改为：“使用强制检定计量器具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申请周期检定。”
　　 十、增加一条作为第十四条：“市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水表、电能表、燃气表、加油机、衡器、出租车计价器、电话计时计费器等用于贸易结算和医疗卫生的重点计量器具的监督管理，并根据实际需要调整重点计量器具检定周期。”
　　 十一、第十三条改为第十五条，修改为：“对强制检定以外的其他计量标准器具和工作计量器具，使用单位应当自行检定或者校准，或者送计量检定、校准机构进行检定或者校准。”
　　 十二、第十四条改为第十六条，第一款修改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生产、经营中使用无检定合格印、证或者超过检定周期的强制检定计量器具，不得使用不合格的强制检定计量器具，不得以上述计量器具显示的数据作为贸易结算的依据。”
　　 第二款修改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强制检定计量器具的准确度，不得弄虚作假，伪造数据，不得伪造或者破坏检定封印标记。”
　　 十三、第十五条改为第十七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和《修理计量器具许可证》有效期为三年。”
　　 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颁发、注销、吊销制造、修理计量器具许可证，由市主管部门向社会公布。”
　　 十四、第二十条改为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修改为：“市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国家规定和特区实际，确定商品允差的具体要求和短缺量的确认方法。”
　　 十五、第二十三条改为第二十五条，修改为：“集贸市场的主办者应当设置经强制检定合格的公平秤，并负责对在集贸市场使用的属于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登记造册，向市主管部门备案。
　　 集贸市场的经营者应当配合主办者将计量器具向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申请强制检定，并交纳检定费用。”
　　 十六、删除第二十四条。
　　 十七、删除第二十六条第二款。
　　 十八、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条：“为社会提供计量校准服务的机构应当具有法人资格，建立必要的计量标准器具或者通过国家实验室认可。计量标准器具应当按照国家规定考核合格。
　　 开展计量校准服务不得超出经考核合格的计量标准器具范围或国家实验室认可的范围。”
　　 十九、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一条：“计量器具的校准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计量检定规程、计量器具校准规范或者其他标准进行。国家没有相应规定的，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出具校准报告。校准报告不得使用虚假或无效认证认可标志。”
　　 二十、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二条：“从事计量器具校准、检测等活动的中介服务机构，依法独立开展服务活动。”
　　 二十一、删除第八章。
　　 二十二、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四条：“市主管部门依法进行计量监督检查时，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一）进行现场检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抽取样品；
　　 （二）调查与被监督的计量行为有关情况，询问当事人和有关证人；
　　 （三）查阅、复制有关合同、帐册、票据和其它有关资料；
　　 （四）封存、扣押涉案的计量器具及相关物品。
　　 抽取的样品，除正常损耗和国家另有规定外，检查完毕应当及时退还。
　　 封存、扣押计量器具和相关物品，一般不超过三十日。因案情复杂或检测需要，确需延长的，经市主管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但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六十日。”
　　 二十三、删除第三十二条中“、区”字样。
　　 二十四、第三十四条改为第三十七条，修改为：“计量器具准确度争议调解和仲裁，应当以经资格认可合格的实验室或计量服务机构出具的公证数据为根据。
　　 市主管部门进行商品量计量争议调解和计量监督，应当以经强制检定合格的计量器具检测的结果为准。”
　　 二十五、第三十九条改为第四十二条，修改为：“破坏强制检定计量器具准确度或者伪造、破坏检定封印标记以及弄虚作假、伪造数据的，没收该计量器具，并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二十六、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四条：“集贸市场的主办者未设置公平秤或设置的公平秤未经过强制检定合格的，处以五千元以下的罚款；集贸市场经营者使用未经强制检定合格计量器具的，处以每件三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并对集贸市场主办者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二十七、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六条：“计量校准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并责令其停止开展相关校准服务三至六个月：
　　 （一）伪造数据、出具虚假报告的；
　　 （二）超出经考核合格的计量标准器具范围或者国家实验室认可范围开展计量校准服务的；
　　 （三）开展计量校准服务使用的计量标准器具未经考核合格或者未按要求定期强制检定的；
　　 （四）出具的校准报告使用虚假或者无效认证认可标志的。
　　 未建立必要的计量标准器具或者未通过国家实验室认可开展计量校准服务的，责令其停止开展校准服务，并按前款规定予以罚款处罚。”
　　 二十八、删除第四十二条中“或未经资格审查而开展计量器具安装业务的”字样。
　　 二十九、删除第四十九条中“、区”字样。
　　 三十、第五十条改为第五十五条，第一款修改为：“当事人对市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根据本决定，对部分章节和条文的顺序作相应的调整。
　　 本决定自通过之日起施行。
　　 《深圳经济特区计量条例》根据本决定进行相应修正，重新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