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商法的发展及影响

吴 勇
（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2003级法学2班，四川，成都，610225）


摘要：几千年的我国法制史和法律思想史，是一部从排斥商法到逐步承认商法的历史。因此，改革开放商法被提出来以后，对我国来说商法是一个新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对待商法，商法的发展历程如何，它对我国的法制及商事行为具有什么样的影响，笔者就此问题从商法的起源、发展、我国商法在发展过程中具有的地位，以及新时期商法对我国法制建设和市场交易实践的影响等角度进行了全面的论述。
关键词：商法 商法的起源 商法的发展 商法的地位
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商法的独立。在现代社会商业迅猛发展的今天 ，市场经济到处涌动的情况下，商事活动已经成为一项最具有广泛性的社会活动，它关系到交易的双方当事人、社会、国家的物质利益、人身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它需要有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来保障它的有序地运行，商法在我们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将日益重要。在我国制订民法典的历史时刻，法学界又重提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的问题。对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民法典应当采取哪一种模式，法学界一直持有不同观点。笔者认为，应当暂且搁置这些争论，不妨从历史和现实的层面上未理解当代中国商法，以引起人们对商法在当代新发展的关注和对商理念的重视。
一、商法的起源
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商法在我国也已不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但由于多种原因，我国法学对商法的研究还不是很成熟，有关商法的一些基本理论的研究仍停留在很简易的阶段，这不能满足对现实生活实践地规范和指导作用。商法的起源问题是研究商法其他基本理论问题的基础。
关于商法的起源，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商法起源于古希腊的法律甚至更早的楔形文字法，公元前15世纪《赫梯法典》中关于商品价格管理的规定以及古希腊时期的罗得梅法（Lex Rhodin）即古代商法的最初形式。另一种观点认为，商法起源于罗马法，罗马法后期万民法中关于代理、冒险借贷、海运赔偿等规定构成早期商法的基本内容。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商法起源于中世纪，欧洲古代法中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独立的商法或与之相类似的完整制度[1]。其中第三种观点，为大多数学者所赞同。
关于古希腊就存在商法的说法，仅为少数学者所采纳，大多数学者认为古希腊的民主制，尤其是不允许为每一个阶层的利益建立一种法律体系，因而不可能存在独立的商法。而更为重要的是，城邦民主制的古希腊并不拥有像后来的罗马帝国那样的古代文明社会所罕有的商品经济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因素，而仅仅是在沿海地区存在一些海上贸易，因而为调整商品经济所需的独立的商法商则没有产生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现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不少学者认为，商法不像民法那样历史悠久，中世纪是欧洲商法的起源之时。[2]但有的学者认为，这种商法的起源说值得商榷，就史实而言，商法的演进历程有两条：一是源自希腊，通过交易实践形成商法自主发展的历程；一是源自古罗马法[3]，古罗马时代的万民法，“出于自然理性而为全人类制定的法，则受到民族的同样尊重，……一切民族都适用它”；“几乎全部契约，如买卖、租赁、合伙、寄存，可以实物偿还的贷款，以及其他等等，都起源于万民法。”[4]罗马法中的万民法是商法的起源之一。
马克思认为：“先有交易，后来才由交易发展为法律……这种通过交换和在交换中才产生的实际关系，后来获得了契约这样法的形式。”这种经典的论断深刻的揭示了商法产生的必然性、产生的客观规律性，使商法的起源这个曾被大陆法系所坚持的简单商品生产完善法观念的某些学者弄得极为混乱而复杂的问题，明确而又科学得得到了回答，即商法产生于市场交易实践，并随着市场交易实践的不断发展和创新而不断发展和创新。[5]
二、商法的发展
从西方的历史来看，商法源于中世纪商人法。在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城市中形成商人这个阶层．他们为从封建领主那里争得了自治权力，建立了自治机构，处理商人之间的争端，逐步积累起商人之间通行的规则，汇编成册，后来被称为商人习惯法。经国王的认可，在国王颁布的法令中这些商人习惯法有了国家强制力的保障，成为真正的法律。 1804年，法国颁布了商法典，随后世界各国纷纷效仿，陆续颁布了商法典。
（一）我国商法的发展历程
中国自古以来缺乏商人自治和商法传统，这是导致商法在中国不发达的原因。儒家提倡以仁义治国，对商人自然嗤之以鼻。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儒术教化四方时．便制定了一套严密的“抑商”制度。自汉以来，历代统治者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从更深层次上来说，中国历代统治者之所以奉行“重农抑商”政策，是因为商人的逐利、思变思想会破坏专制的古代中国封建社会的根基——脆弱的自然经济，否则小农就会“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于。”历代统治者需要将安土重迁和知足常乐思想浸入到老百姓心里。但“商人未到这个世界，他应当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6]鸦片战争以后，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在经世实学的务实精神的驱动下，开始睁开双眼看世界，到了19世纪70年代，中国民族产业资本开始形成并有了初步的发展。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纵深阶段，股份制、票据、证券。这些原来传统商法上的制度设计重新出现在社会主义经济生活中，并日益显现出持久的生命力。随着市场经济取代自然经济，商人的精神更值得提倡。但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学会像商人那样赚钱了，都学会了像公司那样使自身利润合法地最大化，“全民皆商”并不等于中国有了商法精神，有了商人社会。商人社会并不等于商人阶层或商人集团，而是一种商人精神，即充满自由、效率与竞争的社会。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我国商法的发展所面临的两大问题
1、“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之争
在传统的法律分类理论中，商法和民法都属于私法范畴，都强调“个人本位”、“权利本位”。都遵循“平等、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但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由于其营利目的的驱动，使商事法律关系中隐含着巨大投机性。因此，各国都将国家公权引入商法，通过国家干预弥补私法自治的不足。[7]这样虽然商法和民法都为私法，但商法却有诸多不同于民法的特殊性。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学者们也把法律分为普通法与特别法，以“法律之规定事项为标准者，关于一般事项之法律为普通法，关于特别事项之法律为特别法，即民法为普通法，商法为特别法”。[8]因此，商法兼有私法和公法的性质，是民法的特别法。近代大陆法系的国家在立法体例上，是按“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两种体例体现商法性质的。以法、德、日为代表的国家主张民商分立，在民法典外制定了独立的商法典。只有少数国家如瑞士、泰国采取了民商合一的体例，中华民国时期的中国也选择了这一体例。客观地评价，两种体例都有其各自的合理性和局限性。因为它们的形成和发展都有其历史的必然，都有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一面。但任何立法体例都不会尽善尽美，从本质上讲，商法是在民法的产生、发展中逐渐形成的，无论这一形成的客观基础如何，在商法的理论及适用上都留有民法的痕迹。这样，无论商法采取何种立法体例都不能摆脱和民法的联系，只是所侧重的方面不同而已。
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注重民商法的共性。原因是商事的所有活动都可以在本质上归结为民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这种体例要求在适用法律中达到尽可能地普遍适用，使社会全体成员共同遵守。这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能取得较理想的效果。同时，民商法有着共同的经济基础，都可以成为调整市场经济平等主体关系的法律。当然，民法除了调整平等的财产关系外，还调整平等主体的人身关系。尽管这两种关系在性质上不同，但在发达的市场经济社会中，当人身关系也能用财产关系加以补偿时，就有可能以此平衡人身关系利益，如人身受到侵害获得精神损害赔偿。因此民商合一更注重追求法规的完备和适用法律的一致。采用该体例可避免在法律内容上的大量重复，实现市场经济的规范化和优质化。另外，从思想根源上看，民商合一的思想萌芽虽然最早可追溯到罗马法。但现代意义上的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却是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得到充分发展时得以确立的，特别是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商品经济已广泛进入市场经济领域，商事活动已广泛社会化，使商法独立存在的根基受到冲击。因此，民商合一的先进性还体现在，它使民事主体的行为能力扩大，民事主体在从事商行为时。不需重新辨认其身份，从而更加符合发达市场经济所形成的历史潮湿。但该体例过于规范化和理想化。而在现实中许多商事行为井不具有典型意义，如果一味地套用这种体例，则会导致适用法律的力不从心，造成理论中的“巨人”，实践中的“矮子”的局面。同时民商合一还可能造成适用法律的不平等，因为在某一领域内，如过于强调统一标准，则会忽视某些特定条件下的环节和情势的存在，不利于维护特定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在民商分立的国家则更强调商法在规范主体和行为上的差异。因为商法的研究对象是商事关系，这就决定了商事行为以营利为目的，以经济效益为重，并通过简捷、快速的运作机制，才能保证减少损失、避免风险、获得利润．所以在商事活动中，对所形成的当事人之间特定的关系和习惯，仅仅以民商法中一般的规则加以调整是不够的。把商法从民法中分立出来的目的就是要把商法中的这些特殊方面加以规范化，从而使商法更具有法律上的适用性，同时民商分立注重实际问题的具体分析和特殊处理，有利于法律的创新和应变，能避免民商合一的理想化禁锢所带来的僵化和单一。因为商事活动注重的是效益，及时、准确地掌握市场信息，按照商品价值规律进行交易至关重要。所以，商事立法必须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断更新，才能规范商事行为。把商法从民法中分立出来．有利于商法自身的完善和发展。另外，从民商分立的历史看，也与民商合一的体例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过程。民商分立的思想萌芽最早出现在中世纪，主要是为了适应地中海沿岸商业贸易发展的需要，在商人交往中自发产生的各种习惯规则的基础上形成的。民商分立体例后来率先在法国得以确立也不是偶然的，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商人为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与旧制度的民法进行了坚决的抵制，经过一系列的立法程序，法国终于在 1807年颁布了商法典，尔后，德、日等国也相继制定了商法典。实践证明，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这些国家的立法和实施不乏成功之处，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在以后的发展中，不断更新和完善固有的法典，很快适应了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极大地促进了本国经济的腾飞。可见，民商分立的体例较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9]
民商分立主义与民商合一主义在中国之争，开始旧中国民法编纂之时，可以说是源远流长。新中国成立之后，伴随着共和国民法典的起草讨论，“民商分合”之争时有发生，特别是近年来，因“受到立法的牵引过甚，迟滞了学术的独立和长成”。[10]这种“民商分合”之争未能摈弃片面和急功之嫌，笔者认为，我国商法自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主要原因就是对一些商法的基本理论缺乏一个认真而又严肃的思考，有关方面本应该积极的引导和推动这种思考的深入，但是事与愿违，他们精心设计了一套理论陷阱，把人们的注意了力都吸引到了“民商分立”和“民商合一”的无休止的争论之中，这就是中国商法的先天性不足。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白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为此，我们必须首先跳出“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的理论陷阱，牢牢抓住大陆法系近代商法是民法特别法这一本质问题，全方位地对商法是民法特别法进行分析、思考，同时结合我国的实践，研究一种确实可行的方案，为我国商法的发展提供可靠的、适合我国国情的理论支持。
2、近代商法与现代商法的划分
在商法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对近代商法与现代商法的混淆。近代商法是国家制定的商法典，或是单行的商事法律，而现代商法是市场交易的基本法，20世纪50年诞生的〈美国统一商法典〉，确立了体现现代市场交易的新的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笔者认为，我们对近代商法与现代商法的区分把握好四个方面：
（1） 我们要有一个时间概念，顾名思义，近代与现代是对一个时间段的划分，所以我们不能脱离时间这个概念来区分近代商法与现代商法，近代商法是特指中世纪，即5—15世纪以后，两次世界大战之前这一时期的商法。但是，需要在此说明的是，并不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产生的所有商法都是现代商法。
（2） 现代商法具有现代商法的内涵，第一，商法在法律体系中是基本法还是特别法。第二，市场主体在除外规定下，是协议可以改变法律，还是不可改变法律。第三，商法是资本(智力)经营法，还是营利法。第四，市场行为是靠自律还是靠他律。第五，市场主体是强化素质，还是强化身份。第六，是商事合同与消费者合同分离，持殊保护消费者，还是不分离，平等保护。第七，是合法行为法优先，还是不法行为法优先。第八、商法规范是开放式与国际接轨的，还是封闭式的自成体系。第九，商事权利救济是自裁机制为主，还是以他裁机制为主。第十，商法是私法还是公法或私法公法化。[11]如果不符合这第二条界限，即使是两次世界大战之后颁布的商法也不能认为是现代商法。
（3） 现代商法的效率优于安全、自由与平等并重、诚信与守法并用的理念是否得到了有效的体现。
（4） 是否符合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因此，我们认为，从商法的立法来看，我国商法正在由近代商法向现代商法演进，并且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三）我国商法的发展现状
随着市场经济目标在我国的确立，我国商事立法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我国相继颁布了一批商事单行法，1992年颁布的《海商法》，1994年颁布的《公司法》，1995年又相继颁布了《票据法》和《保险法》，1997年颁布《合伙企业法》，1998年颁布了《证券法》，1999年颁布《合同法》。此外，我国，《破产法》也在紧锣密鼓的修之中，可见，商法体系在我国正逐渐形成。为我国的法制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四）我国商法的发展趋势
新的世纪可以说是商法扩张和大显身手的世纪，综观世界，人类已步入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势不可挡，细察中国，坚定不移地迈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步伐正在加快，特别是加入WTO、西部大开发、促进沿海内地的优势互补，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和开放，融入世界一体化经济圈的前景已经展开，新世纪、新时期的中国，国内和对外市场拓展的广度和深度，都已经超过了历史上以往任何时期，无限商机，将会为商法的发展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正在步入世界贸易大国的中国，巩固和加强作为独立的商法地位，其意义是不可言喻的。
1、立法形式的选择
商事立法的形式在不同法系的国家之间均存在差异。具体而言，英美法系国家主要是以一般的商事习惯和判例等不成文形式来表现商事规范；大陆法系国家虽然均以成文法形式俩表现商事规范，但因“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的分流，对商法典是否独立存在持有截然相反的态度。在我国，从立法的实践和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的角度来看，更加趋向于民商分立，坚持民商分立的精神实质是我国商事立法形式的理性选择。
2、立法体系的选择
在大陆法系国家存在着两种商事立法哲学，一是商人主义，二是商事行为主义。以商人为核心来构筑商法体系已成为过时。商人作为特殊的社会阶层，固然有其自身的利益，但现代法律又不能使其成为特殊主体，反对商人阶层特殊化，是现代民法基于主体平等原则对传统商法提出的有力挑战 。所以，现代商法不能以商人为核心构筑其体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事行为的范围日益扩大，已经达到了无业不为商的状态，商人的界限已被打破，而以商人主义构筑的商法显然已经不适宜。商事行为则与之相反，由于它适应了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符合现代经济民主观念和潮流。[12]所以，我国商法应以商事行为为核心构筑体系。
3、我国商法内容的基本构成
我国商法在内容上 一方面要继承国外商法中有价值的内容和通行的做法，同时要剔除其不合理的或不符合我国国情的因素。例如，我国商法中关于商事仲裁的内容，明显不属于商行为，应服从我国商事仲裁法的规定，不应该列入商法 ，我国商法在内容上的构成，应按总体商事行为与具体商事行为相互结合的原则，分为两大部分，一为总则，二为分则。总则应由商事主体、商事行为、商事登记、商事账簿等内容构成，分则应包括商事交易法、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破产法等内容。
三、我国商法的地位
鉴于民法与商法的密切关联，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问题，关系到商法有无存在的必要、商法以什么形式表现、商法与民法的关系等问题。然而，无论是分立还是合一，均不应影响商法规范的存在和发展。民商合一，也不等于否定商法的存在；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商法的存在并不表明一定要制订一部独立于民法典之外的商法典。在世界范围的民商立法中，民法的商事化、商法的民事化己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所谓民法的商事化，是指随着民事关系与商事关系的互相渗透或交融，民法规范吸收了许多商事法律规则和惯例，并将调整范围扩充到商事领域，所谓民法的商事化，指的是随着经济生活的发展，规范企业的商法在市民法体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从而导致了修正民法原理的现象。随着大量商事单行法规的颁布，民法完全包含商法的现象己经不复存在，因此民商法在事实上很难完全合一。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以后，世界性贸易的兴起，使得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贸易手段更为多样，贸易管理更为复杂。这些变化促使商法的分工越来越细，也推动着商法国际统一的进程。现代商法在体系上己打破了传统商法的格局，不再局限于商身份和商行为两个方面，而是形成了商事身份法、商事组织法、商事管理法、商事行为法、商事秩序法这样一个商法体系。因而，商
法的蓬勃兴起将是现代商业文明的必然结果。
在上述背景下，商法自身的理念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在商法一度缺少类似民法中那种一般原则和内在一致的情况下，民法就被频繁地用于对商法的解释和补正。近代以来，为了消除和遏制自由竞争所带来的无政府状态，欧洲各国不仅加强了对经济的直接干预，而且对在司法领域的商法进行公法干预，出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商法公法化”变革，商法的理念也由权利至上向权利互惠转变。而我国商法自一开始就和其他国家的商法发展趋势一样，渗透着公法的因素。我国从计划经济过渡而来的行政指令曾一度起主要作用，缺乏商事活动中主体意志的表达，因而使我国商事主体规范及行为规范的价值出现扭曲，着眼点只是在干保障交易的安全。比如，票据法不仅对票据的种类、出票人资格加以严格限制，而且还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以及国内商法规范与国际商事惯例的逐渐接轨，我国商事主体规范的
价值己经向着保障交易安全与促进投资自由并重的方向转化。因此，我国商法必须适应这种变化，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13]

四、 我国商法的影响
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商法的独立，在现代社会商业迅猛发展的今天 ，市场经济到处涌动的情况下，商事活动已经成为一项最具有广泛性的社会活动，它关系到交易的双方当事人、社会、国家的物质利益、人身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它需要有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来保障它的有序地运行，商法在我们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将日益重要。
吉林省长春市人民政府


长春市国有企业分流下岗职工暂行办法
　

（１９９８年７月２０日　长春市人民政府令第８号）




　　第一条　为加快实施再就业工程步伐，促进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国有企业及其分流下岗职工。


　　第三条　企业因生产经营等原因出现富余职工，应当按照“多分流、少下岗”和“先分流、后下岗”的原则，采取多种形式，做好企业内部富余职工分流工作。其主要途径是：
　　（一）通过发展生产，拓展经营项目，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经济效益，分流富余职工。
　　（二）通过兴办各类独立核算的经济实体，发展劳服企业分流富余职工。
　　（三）创办种植、养殖业等生产自救基地，组织富余职工开展劳务自救活动。
　　（四）发展为生产生活服务的第三产业，分流富余职工。
　　（五）广开渠道，组织并支持富余职工劳务输出。
　　（六）富余职工中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５年的，经本人申请，企业同意，可以提前离开工作岗位退养。
　　（七）孕、产、哺乳期的女职工，经本人申请，企业同意，可实行内部息工制度，签订息工合同。
　　（八）富余职工中自愿停薪留职的，企业可与其签订停薪留职合同。
　　（九）应采取离岗、半离岗、轮岗等多种形式，对富余职工进行转业转岗培训。
　　（十）企业无法安置的富余职工，其中男４０周岁、女３５周岁以下的，经劳动部门审核后，可按不超过本单位富余职工总数３％的比例转为失业职工。


　　第四条　企业不能予以分流的富余职工，可以安排下岗。下岗职工是指由于企业生产和经营状况等原因，尚未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连续三个月没有工作岗位，有就业要求又没有找到新的工作的职工（不含农民合同工）。


　　第五条　企业安排职工下岗应按以下程序进行：
　　（一）提前１５天向工会或职工代表大会说明情况。
　　（二）企业拟定职工下岗方案，同时提出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措施，在充分听取职代会意见后组织实施。
　　（三）向当地的劳动行政部门提交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方案，由劳动行政部门对拟下岗职工进行认定后实施，并发给下岗职工证。
　　（四）盈利企业当年下岗职工不得超过本单位职工总数的１０％，亏损企业下岗职工不得超过本单位职工总数的３０％，超比例的需报当地劳动行政部门批准。


　　第六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原则上不安排下岗：
　　（一）配偶一方已经下岗。
　　（二）现役军人配偶，烈士配偶及子女。
　　（三）残疾人。
　　（四）市级以上劳动模范。
　　（五）孕期、产期、哺乳期内的女职工。
　　（六）男满５０周岁、女满４５周岁以上的职工。


　　第七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不视为下岗职工：
　　（一）劳动合同期已满的。
　　（二）企业已采取培训、季节性放假、停薪留职、离岗退养、劳务输出、多种经营等形式分流和协议保留劳动关系的。


　　第八条　下岗职工重新就业的主要形式有：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和政府促进就业等。具体包括：
　　（一）鼓励下岗职工自谋职业从事个体经营；支持下岗职工组织起来就业，共同出资，发展第三产业，创办经济实体。
　　（二）引导下岗职工从事商品配送、物业管理、家政服务等社区服务工作。
　　（三）行业主管部门要搞好下岗职工本行业内部余缺调剂；本行业调剂不了的，由劳动部门进行跨行业调剂。
　　（四）企业的下岗职工可按规定进入再就业服务机构进行管理（托管办法另定）。
　　（五）破产企业职工安置，按国务院有关规定办理。
　　（六）被兼并或出售企业职工，由兼并方或购买方接收并负责安置。
　　（七）改制、租赁、托管企业的职工，原则上自行安置。
　　（八）强化劳动力市场调节就业功能，开设下岗职工登记求职窗口，免费提供岗位信息和中介服务。


　　第九条　企业分流富余职工，可享受下列优惠：
　　（一）企业为安置富余职工兴办的各类经济实体，按照省、市的有关规定享受优惠政策。
　　（二）劳服企业安置富余职工使用主办单位划拨的场地，符合规划要求的，可缓３年交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并按规定办理有关手续。使用国有资产（包括场房设备等），主办单位要继续采取投资、租赁、入股等方式，有偿扶持劳服企业的发展。
　　（三）企业对富余职工进行技术培训，要求取得技术等级证书的，应按标准申报和安排教学计划。培训结束后，由劳动部门统一进行考核，合格者发给相应的技术等级证书。
　　（四）职工在退出工作岗位的休养期间，由企业发给生活费，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时，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职工退养期间计算工龄。
　　（五）女职工息工期间，除产假按国家规定支付产假工资外，其它时间发给生活费。
　　（六）组织企业富余职工参加市政环境建设中的公益性劳动，为企事业单位提供各种临时性、季节性、突击性劳务，以及家庭手工业、工艺作坊等形式进行生产自救。要简化工商登记手续，经劳动部门认定后，有关部门免征各种行政性收费。
　　（七）劳务输出的职工劳动关系不变，由职工向企业缴纳部分管理费，用于缴纳社会保险统筹基金，管理费标准由双方自行商定。


　　第十条　下岗职工与企业解除劳动合同，其档案可交当地劳动部门保管。自谋职业的，可享受下列优惠：
　　（一）对从事个体经营的下岗职工，工商部门优先为其办理营业执照，简化办事手续，免收费用，并对其经营范围、经营方式和经营场地等给予优惠；允许从事个体经营的下岗职工试营业三个月，并在一年内免收各项公益性集资款和工商管理费等行政性收费。
　　（二）下岗职工利用荒山、荒地、从事种植农产品生产的，从有收入起的１至５年内免征农业税和水利建设专项资金。
　　（三）对下岗职工申请从事个体经营、家庭手工业或开办私营企业的，对符合产业政策、产品适销对路的，金融机构应给予贷款。
　　（四）下岗职工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后，重新就业按新的就业岗位参加养老保险，并按规定缴费，缴费年限合并计算。


　　第十一条　破产、兼并、改制、出售企业的下岗职工可享受下列待遇：
　　（一）安置破产企业职工的费用，从破产企业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所得中拨付。破产企业以土地使用权为抵押物的，其转让所得也应首先用于安置职工，不足以支付的，破产企业财产拍卖所得安置职工仍不足的，按照企业隶属关系，由同级人民政府负担。
　　（二）破产企业职工自谋职业的，发放一次性安置费，不再保留职工身份。一次性安置费按照本市企业职工上年平均工资收入的３倍发放。
　　（三）破产企业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基金社会统筹的，其离退休职工的离退休费、医疗费由当地社会保险机构分别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基金社会统筹中支付；没有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基金社会统筹或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基金社会统筹不足的，从企业土地使用权出让所得中支付；处置土地使用权所得不足以支付的，不足部分从其他破产财产所得中拨付。
　　（四）实行股份制改造的企业，可采取存量资产转让股权的办法，将其中一部分用于安置下岗职工。
　　（五）实行出售的企业，其职工（包括离退休职工）原则上由购买方接收安置，安置费可按每人不低于本市上年企业平均工资３倍以内计算折抵出售价格。
　　（六）接收破产、兼并、出售的企业，接收方应与被接收职工签订３年以上的劳动合同。


　　第十二条　对用人单位要实行空岗报告、招聘广告审查制度，鼓励用人单位优先招用下岗职工。适合女工的岗位或行业要优先招用下岗女工。具体包括：
　　（一）企业招用新职工，要按不低于３０％的比例招用符合条件的下岗职工。招用比例低于规定标准的，每少招一人，应交纳１０００元的再就业资金。
　　（二）要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创办再就业市场安置下岗职工。新建市场要把７０％的摊位留给下岗职工，第一年摊位费只收取３０％￣５０％；原有市场中的空闲摊位要优先安排下岗职工。
　　（三）城建部门的城市建设项目需要使用的临时工，要按不低于６０％的比例优先安置下岗职工；城市管理项目用工要按不低于８０％的比例安排下岗职工。
　　（四）各县（市）区要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组织下岗职工通过发展种植、养殖业实现再就业，并逐步实现产业化。蔬菜副食部门要通过发展蔬菜基地安排下岗职工。
　　（五）对新设书摊、报亭、公用电话等公共服务项目，有关部门应当优先安排下岗职工。
　　（六）公安部门应当从下岗职工中选聘品行端正、热爱治保工作、身体健康的人员，从事社会治安管理工作。经济民警及治安协管员要按６０％的比例招用下岗人员。
　　（七）街道办事处可以优先推荐下岗职工从事居民委主任工作，并积极发展社区服务业安置下岗职工。社区服务业用人应当按不低于９０％的比例安排下岗职工。凡组织下岗职工或下岗职工本人兴办的为老年人、残疾人、幼少儿、婚姻服务及便民利民服务等社区服务项目，经劳动部门认定，民政部门优先办理《社区服务证书》，工商部门要简化工商登记手续，所得服务收入３年免征营业税、个人所得税以及各种行政性收费。
　　（八）下岗职工到乡镇企业、街道企业、私营企业工作，并签订２年以上劳动合同的，原企业应将２年的养老、医疗、失业保险费（不含个人缴费部分）一次性支付给接收下岗职工的企业。
　　（九）使用农村和外埠劳动力的单位，要按每人每月４０元（其中：３０元由企业交纳，１０元由个人交纳）的标准向劳动部门缴纳再就业资金。


　　第十三条　社会有关方面要为下岗职工提供服务。
　　各种新闻媒介要开辟专栏，免费刊播招聘下岗职工和下岗职工求职的各类广告。有关部门和社团组织为下岗职工举办的各类职业培训班免收培训费。
　　下岗职工分流安置和再就业后，在原企业的住房，已按房改政策购买的，应根据有关规定明确个人和原企业的产权关系；未购买的，可以继续租用，租金标准按有关规定执行。
　　对生活特别困难的下岗职工子女基础教育就学，应减免学杂费。


　　第十四条　本规定由市劳动行政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