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私募基金法律制度的构建刍议

秦梦轩 云南大学法学院

摘要：
私募基金在我国大量存在且无序发展，由于相关的法律制度缺位，一直处在法律边缘灰色地带，导致与此相关的问题和争议颇多。我国有必要尽快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私募基金法律制度，以弥补法律之不足、满足巨大社会需求、平等与公募基金相等的法律地位以及增强基金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由于物质基础已具备、法制条件已成熟、公众思想条件已成熟以及自身潜在条件已成熟，建立我国的私募基金法律制度是可行的。另外，笔者就构建私募基金法律制度提出若干设想。在良好的制度保障和约束下，私募基金必将健康发展，发挥其积极作用。


关键词：私募基金 公募基金 证券投资 监督管理 法律制度


一、我国私募基金的发展及现状研究

1．私募基金的概念和特点
私募基金（private offering fund）是相对于公募基金（public offering fund）而言的，是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向特定投资对象募集资金而形成的投资基金。根据私募基金的投资方向，可以分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两种。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主要投资于股票、债券、权证等；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则主要投资于未上市企业的股权或企业债券。而本文所说的私募基金仅为第一种，即私募证券基金，以下简称“私募基金”。在证券市场上，人们分析的私募基金大致有三种类型，其一是证券和信托投资等金融机构的自有资金，以及他们为股民代理委托投资的资金，以基金的方式投资于上市股票；其二是投资顾问、信息咨询、财务代理等中介机构，他们私下为少数熟人朋友和客户提供资金托管服务，把集中起来的资金投资于股市；三是其他各种机构法人，包括上市公司，以自己募集的资金集中投资于上市股票。与公募基金相比，私募基金主要具有以下特点。首先，私募基金通过非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其次，私募基金的募集对象只是少数特定的投资者。第三，和公募基金严格的信息披露要求不同，私募基金这方面的要求低得多，加之政府监管也相应比较宽松，因此私募基金的投资更具隐蔽性，运作也更为灵活，相应获得高收益回报的机会也更大。
2．我国私募基金的发展及现状
我国私募基金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993年-1995年是发展的萌芽阶段，这期间证券公司与大客户逐渐形成了不规范的信托关系；1996年-1998年为形成阶段，此期间上市公司将闲置资金委托承销商进行投资，众多的咨询顾问公司成为私募基金操盘手；1999年-2000年则为盲目发展阶段，由于投资管理公司大热，大量证券业的精英跳槽，凭着熟稔的专业知识，过硬的市场营销，一呼百应。2001年-2004年为逐步规范、调整阶段，其操作策略由保本业务向集中投资策略的转变，操作手法由跟庄做股到资金推动和价值发现相结合转变。 2005年至今为迅速扩张阶段，这阶段A股沪市大盘指数从1000点暴涨至6000多点，股市前所未有的赚钱效应，促使整个私募基金业规模及影响力在民间迅速扩张。据一业内人士保守估计，私募基金资金现今规模早已攀升到了数万亿的“高度”！ 在中国这两年的牛市盛宴中扮演着叱咤风云的角色。
3．我国私募基金所遇到的法律问题
私募基金在发挥投资灵活、竞争性强等优势的同时，亦存在管理者暗箱操作、损人利己、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道德风险。例如中国证券史上著名的“宁波涨停敢死队”、近期的“杭萧钢构案”、“带头大哥777案”等他们的行为及特点都具有一定的私募基金的性质。但由于我国在法律上对私募基金尚没有明确的规定，缺少法律监管，没有相应的法律制度导致我国的私募基金业水平良莠不齐。缺乏合法身份的私募基金对自我保护意识相对较弱的中小投资者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部分私募基金灵活的操作手法和成功的运作水平为投资者带来较大的投资机会；另一方面，中小投资者普遍缺乏自我保护的能力及有效手段。加之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制度缺陷可能导致该行业巨大的系统性风险，私募基金亟待法律的规范。
笔者认为，我国应鼓励和规范私募基金业的发展，将私募基金公开化、规范化、合法化。私募基金作为一种新的理财方式，一直处在灰色地带、游走在法律边缘，在其自发过程中势必会存在很多问题和不足，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压制其发展，而应该加强引导和规范，以最大限度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同时结合国外私募基金的立法经验，建立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私募基金法律制度，为私募基金的规范与发展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 使私募基金健康、有序、快速发展，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

二、构建我国私募基金法律制度的必要性分析

1．完善相关法律的必然选择
首先应考虑我国为什么迟迟没有将私募基金合法化，纳入法律的规范范畴？在2003年起草及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证券投资基金法》）过程中争议的一个问题就是私募基金是否应纳入《证券投资基金法》调整？当时专家组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私募基金与公募基金差异大，投资者承受风险能力强，无须单独立法；第二种观点，我国私募基金已大量存在，且有发展的必要，应予规范，以防止风险；第三种观点，私募基金复杂，情况不明，无从监管，立法时机不成熟。 很显然，当时采纳了第一种和第三种观点，仅在其中以第101条做了原则性的规定：“基金管理公司或者国务院批准的其他机构，向特定对象募集资金或者接受特定对象财产委托从事证券投资活动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根据本法的原则另行规定”。而在2007年11月30日，中国证监会公布了《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2008年1月1日起实施），该《试点办法》规定：“特定资产管理业务的管理费率、托管费率不得低于同类型或相似类型投资目标和投资策略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费率、托管费率的60%。资产管理人可以与资产委托人约定，根据委托财产的管理情况提取适当的业绩报酬。在一个委托投资期间内，业绩报酬的提取比例不得高于所管理资产在该期间净收益的20%。固定管理费用和业绩报酬可以并行收取。”这已接近私募基金现行的激励制度，可见公募基金开展私募业务已经得到法律的许可。然而，私募基金开展相关业务仍然没有相关法律法规提及，但从立法方向来看，将私募基金纳入法律范畴将成为必然选择。
2．巨大的社会需求和市场潜力
私募基金在我国证券市场所显示出的蓬勃生机和旺盛生命力是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国情和迫切现实需求为基础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突飞猛进的发展促进了证券市场蓬勃发展起来，各种理财方式也应运而生。私募基金就成为了民间理财需求的必然产物，因为:（1）国企重组为私募基金带来了投资机会；（2）我国的新股发行制度促使私募基金可以利用资金的优势提高中签概率； (3) 一般股民投资者不了解证券投资知识，委托理财投入精力少，投资水平低，盈利率低于私募基金；(4)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个人金融资产数量也大幅增加，大量民间资金迫切需要保值增值投资渠道；(5) 证券监管不力，私募基金的隐蔽性强。这便成为了私募基金在中国民间能够风起云涌的市场基础。“有需求就有供给”，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巨大的社会需求和市场潜力无疑促使着私募基金向更大规模、更高层次发展。所以，应尽早明确私募基金的法律地位。
3．私募基金对公募基金的必要补充
私募基金与公募基金在证券市场上作为两大主力，基本上是形成平分秋色的局面，私募基金的优势在于：（1）私募基金的激励机制使其更关注客户的盈利，因为其管理者的自有资金与客户资金共同投资，其管理收益主要来自客户盈利部分的业绩提成。（2）公募基金经理受短期业绩排名的压力较大，而私募基金有条件更专注于自己的投资风格。（3）私募基金资金规模相对较小，客户人数也相对较少，基金经理和客户就有较多接触和彼此了解的机会，方便投资者投资。而公募基金的优势在于：（1）以众多投资者为发行对象，投资者范围大（不特定对象的投资者），筹资潜力大；（2）可申请在交易所上市（如封闭式基金）；（3）信息披露公开透明。然而目前得到法律认可的只有公募基金，市场的需要远远得不到满足。发展私募基金可以活跃市场，使市场资金投资理念多元化；其与公募基金展开良性竞争，亦使基金业更加健康合理的发展。
4．参与国际竞争的必然要求
按照我国加入WTO的协议规定，外资参股成立合资基金管理公司的比例可以达33%，3年后达49%，5年后（自2006年12月11日起）全面开放金融市场，这就意味着国外基金已经可以进入中国证券市场。伴随着我国证券市场引入QFII （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即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以及人民币升值导致大量国外热钱涌入，我国的基金业将面临海外基金的挑战与竞争。海外基金比我们更熟悉私募基金的运作和管理，他们的进入必将对我国基金业造成影响。为了不把中国证券市场这块大蛋糕拱手相让，我们必须尽快规范私募基金的运作与管理，将符合规定的私募基金培育为机构投资者。只有创造了一个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市场竞争环境，才能减少交易成本，推动金融创新，并不断创造和丰富证券市场上的金融产品和投资渠道，同时满足投资者日益多元化的投资需求。

三、构建我国私募基金法律制度的可行性分析

1．社会物质基础已具备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被计划束缚多年的经济迸发出巨大的活力。这种活力不仅表现为经济增长的速度，也表现为经济发展的多元化。第一，经济的多元化发展促进了理财方式的多样化，从而使私募基金有了服务的对象和市场；第二，私营经济中的有限合伙企业制为私募基金的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模式和经验；第三，中国的经济改革，以减少政府干预、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权益为主要内容，这就为私募基金等非公有制经济形态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第四，私募基金的对象是面向特定的、相对大资金的客户，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有能力、有余力投资私募基金，从而为私募基金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
2．国家法制条件已成熟
根据中国的《证券法》、《公司法》和《合伙企业法》，私募基金的设立已经具备设立的依据。 根据我国最新修订的《合伙企业法》中规定了企业的组织形式可以采用有限合伙制，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101条对“特定基金”的规定以及《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对专户理财的规定，允许机构投资者开展私募业务，2007年3月1日银监会发布的《信托公司管理办法》和《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正式实施，也极大地加速私募基金募集的合法化。这些都为私募基金的壮大提供了契机和信号，说明我国开展私募业务的法制条件已经成熟。只要有了法律的保驾护航，私募基金才能走的更远，这也符合法律规律的发展方向。
3．公众思想条件已成熟
提起私募基金，人们可能想到曾经臭名昭著的“量子基金”、“老虎基金”，这些私募基金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像幽灵般四处游荡且频频兴风作浪的，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屡屡出手，让我们清晰地感受到它们所具备的惊人能力；同时也培育出了像索罗斯、巴菲特这样的投资大师和国际金融“狙击手”。在我国，私募基金一直带着神秘的面纱隐藏在地下，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募基金经理纷纷下海投身私募，原本陌生的字眼“私募基金”越来越受到普通投资者的关注。私募基金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4．私募基金自身潜在条件已成熟
私募基金经过自身的发展，其资金规模已经达到数万亿元，占A股总市值约5%，在市场中的影响力已经成为了不可忽视的力量。“在我国先阶段，发展私募的证券投资基金是可行的。一方面是因为目前银行储蓄收益较低，广大居民有很强的投资欲望；另一方面是我国证券市场已具有相当规模，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提供了比较充分的风险控制工具，创造了比较良好的市场环境。因此，借鉴国外经验，发展规范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既可以满足各类投资者投资的需求，同时也能促进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私募基金这些自身的条件的成熟更为其合法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四、构建我国私募基金法律制度的若干设想

1．明确私募基金合法地位
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赋予私募基金合法地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从法律上给予私募基金准确的定性和定位，是我们对私募基金进行有有效引导和规制的先决条件。“私募的证券投资基金只要规范化，即按规定向特定投资人私下募集资金而形成，并按基金方式运作，也未尝不可。由于投资群体规模小，风险承受能力强，相对于公募得证券投资基金而言，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人与管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比较小，投资人对管理人比较了解，并有一定的信任，从而运作比较灵活。” 为了更好地促进私募基金业的发展，必须尽快出台有关私募基金的法律法规，例如制定私募基金管理条例或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私募基金的法律地位、私募基金公司的设立条件及组织形式与运作方式、私募基金经理执业的资格和条件、私募基金管理人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私募基金的业务范围、权力义务和法律责任等等。
2．实行私募基金业的监督管理制度
指定或建立专门的机构对私募基金业进行有效的监督管理，如在中国证券基金业公会下设立私募基金分会。第一，对私募基金业的从业人员实行严格的定期考核和年度注册制度，掌握私募基金业道德发展规模和发展水平；第二，建立私募基金信息披露制度，以增加其透明度。如美国的私募基金虽然不用对社会公开投资组合等信息，但每月必须对美国证券管理机构披露信息并受其监管 。第三，建立合理可行的投诉机制，一旦发现私募基金经理违法违规、损害投资者利益等投诉时，应及时予以制止和处理，同时对信誉不好的私募基金，应给予批评、警告，遏制和减少私募基金经理中滥竽充数、违法乱纪等情况发生；第四，充分重视证券基金业公会的中介协调功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在经营管理、人员培训、行业自律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当然，对于私募基金的监管也不能向要求对公募基金严格的监管制度那样，应该借鉴国外成功的实践经验，采用相对比较宽松的监管模式，同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制定一套合理的监督管理制度。
3. “收益分成”代替“收益保底”
“代孕”引起的法律思考

梁晓


案例简介：
　　A与B是夫妻关系，但两人结婚多年，一直没有生育，后经检查发现是由于女方B的子宫问题，导致无法生育，为此，夫妻十分苦恼。2006年5月，经朋友“指点”，建议他们可以出一点钱，找个女人代孕即可解决这个苦恼。A与B认为这个方法十分可行，于是经多方努力，终于找到一个24岁大学毕业才刚离婚的C小姐，C小姐人不仅长得漂亮，又是大学生，而且品行良好，各方面均比较符合A和B的要求，于是双方就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协议书里面明确约定：“为帮A与B夫妇代孕生子，并能让孩子报进本地户口，经与C小姐协商，彼此同意在其代孕成功后，A与B办理离婚手续，同时A男与C办理结婚手续，户口办好之后即办理离婚手续，孩子出生后原则上不需C母乳喂养，孩子不论健康与否均归A与B夫妇所抚养。事成之后，A一次性支付给C补偿费十二万元人民币（日常生活费用除外）。如确需哺乳，费用另外协商。本协议十八个月以内有效，协议到期，从此相互不来往，不得打扰对方的生活。”协议签订后，A与B夫妇租了一套房子给C独立居住，并给C准备好一切待孕条件。于是医院就将A与B的精子和卵子提取培植成胚胎后植入了C小姐的子宫内并成功怀孕，在10个月后生育一男孩。小孩出生后，C发现小孩十分可爱，并感觉越来越舍不得了，于是决定反悔，要将A夫妇给的代孕钱全部退回，自己要独立抚养小孩，A夫妇知道后十分火恼，当然不可能同意，于是双方就小孩的归属问题发生了纠纷。
　　究竟A、B夫妻与C小姐签订的代孕协议是否有效？小孩的抚养权究竟归谁？法律上对代孕各方的当事人有没有禁止性、惩罚性的规定？以下本律师从多个方面多进行分析：

法律分析：

一、.关于代孕的概念、行为问题

1、代孕，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借腹生子”，目前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指一对夫妇的精子与卵子在体外试管中人工受精，再进行人工培育形成胚胎，植入另外一位有正常子宫的“代孕母亲”的子宫内，由“代孕母亲”怀胎十月，并把小孩生育下来，小孩抚养权归提供精子与卵子的一方；另一种形式是由委托夫妻的男方与代孕者发生直接的性关系，直至代孕女方怀孕，小孩出生后归委托的夫妻,但这种形式风险比较高，男方与代孕者很容易发生感情，妻子一方一般不愿意接受。
2、代孕这种行为目前越来越受到很多人的青睐，特别是一些有钱而没有小孩的富贵人家，或者是一些思想比较前卫一方面自己想要小孩，另一方面又怕影响身材、害怕生小孩痛楚的女人，他们都会感觉找人代孕是最好的途径。如今甚至被一些网站打着“爱心”的旗帜，“明码标价”，走向半公开化的交易程度，只要你上网搜索一下相关的代孕字眼，马上可以找到具体的“交易”情况。

二、代孕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

1、 我国目前的法律确认和保护的生育权主体应当只限于缔结了婚姻关系的夫妻。虽然从有关的法律或政策的表面上看，我国的生育权主体的范围看似广泛，如《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1条中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7条中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以及《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指出：“国家尊重妇女的生育权，保护妇女的生育健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发展报告》中重申了我国对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的承诺：“个人和夫妇自由地、负责地决定其生育子女数、生育间隔以及适当的避孕方法的基本人权必须受到尊重”，即生育权的主体从“妇女”到“公民”、“个人”，貌似广泛，但相随的计划生育法律、政策却对公民的生育权进行诸多的限制，如宪法第49条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8条规定：“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因此无论是从“夫妻”一词的表述中还是“晚婚晚育”的表述中均可得出结论生育是以婚姻为前提的，且必须按照国家的计划行使该权利。故此，代孕的双方即代孕需求者和代孕母亲之间没有法律规定的婚姻关系，是《婚姻法》与《计划生育法》所不允许的。
2、代孕行为涉嫌违反计划生育法，破坏我国的婚姻制度。首先，如果代孕者是未婚的生育，这本身就违反政策；而如果是已婚未生育的代孕者，给别人代孕后就不能再为自己生育；还有生育过的已婚妇女代孕更是涉嫌违反计划生育法规。其次，“代孕”现象之后的“纳妾”现象。有的人可能借“代孕”的名义，给代孕者置备房产，供养生活，实际上就是旧社会“纳妾”的重现，他们不仅破坏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而且因重婚而触犯刑律，这都是我国法律所不允许的。
3、2001年2月20日，卫生部颁布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该办法第3条对代孕作了明确的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根据该办法的相关规定，行政规章禁止实行代孕技术，只允许采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通过妻子的子宫进行怀孕。
4、代孕产生亲属关系的混乱，不可避免地引起社会伦理关系、继承关系、抚养关系的混乱，带来其他法律问题。我国《婚姻法》、《继承法》对子女划分为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继子女、养子女。对生子女的母亲的认定很明确，即以自然出生为标准，而代孕究竟谁是孩子法律上的母亲？一方反悔怎么办？随之而来的还有抚养义务、父母年迈后的赡养义务等，都会引起相当多的社会问题。
因此，代孕协议看似严谨，但其行为因与民事法律行为遵守公序良俗的原则相违背，并损害了社会的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无效合同。

三、对于孩子的归属问题

1、对于代孕所生的孩子的归属问题，各国的判例和法律规定并不完全一致，主要有三种，一是生者为母，如瑞典和澳大利亚等；二是以遗传学为根据确立亲子关系，婴儿就提供精子卵子来源的男女所有。如英国；三是按照契约确定亲子关系，即订立合同的委托一方为代孕婴儿的父母，这以美国为代表。
2、在我国，缺乏代孕相应的法律，与此相关的只有最高人民法院(91)民他字第12号函中认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一致同意人工授精，所生子女视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适用《婚姻法》的有关规定。”这一复函表明了我国最高司法机关对人工授精生育子女法律地位所持的态度，但对代孕所生的孩子的归属问题还是没有明确的规定，所以一直存在争议。
3、笔者认为婴儿应该属于卵子和精子的提供者可能比较合理。因为委托代孕夫妻双方的受精卵植入代孕者身体而生育的孩子，其遗传基因是委托代孕夫妻双方的，与委托代孕夫妻双方有着必然的血缘关系，且代孕母亲同意且实施代为怀孕分娩的行为，其本意并非要与所生子女发生母子女关系，应视为其放弃了认定所生子女为己之子女的权利，故二者间不发生母子女关系，另外同时还要尊重、考虑双方代孕协议的真实意思表示。

四、关于代孕行为的处理

1、按上述分析，代孕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会引发道德、法律和社会的一系列问题，比如有因为医学检查不严导致疾病的传染；由于法律没有规定导致孩子监护权产生混乱；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别有用心者通过代孕行为进行淫乱活动；还有的代孕行为产生家庭不稳定因素等等。因此，国家制定相关代孕的规定相当有社会意义！
2、虽然我国在2001年2月20日，卫生部颁布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但该办法只针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违反该办法时如何处罚，但对“代孕”的各方的处罚、子女的归属并没有相关的规定，而《婚姻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在这方面也没有规定，可见我国目前对“代孕”各方处罚、子女的归属的法律规定，依然是空白的。
3、 鉴于我国目前“代孕”问题的普遍存在，本律师认为可以通过立法对代孕行为进行规范。
1、在技术管理方面，可以采取制订技术规范、明确技术实施的对象和范围，对技术使用实行严格的准入许可制度，制定出医疗单位被批准开展此项技术的条件，对提供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技术机构和技术人员实行严格的管理，加强技术使用质量监测和建立技术使用资料的申报制度等。
2、还应对代孕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进行较为具体的规定。在实质要件方面可对委托双方的条件，委托形式(代孕协议应由国家公证机关进行公证)等做详细规定，委托夫妻必须存在合法的婚姻关系，委托妻子患有不育症，委托丈夫和代母不患有法定禁婚疾病，且为非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具有抚养孩子的基本条件等。形式要件方面可采用登记制(建立代孕的联网登记)，以便于管理。防止一人多次代孕的情况发生。避免近亲结婚，更好的贯彻计划生育。
3、对于违反规定实施代孕的行为作出严格的惩罚制度。对于没有资格的技术机构和技术人员犯法进行辅助生殖技术的，将给予一定数额的经济、行政处罚，直至刑事处理；对于不符合条件的委托双方和代孕者进行代孕行为的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总之，“代孕”问题给我们的思考实在是太多了，在现阶段，我国还缺乏完善的法律规制和系统的社会管理，还不具备适宜“代孕”发展的环境，因此我国目前对于代孕行为应当尽快立法明确，对违法代孕的行为应处以严格的惩罚，否则，因此而引发的矛盾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