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出人民法庭调查

课题负责人： 贺胤应（西北政法学院法一系；hy620m@126.com）

内容提要：文章以本课题负责人大学二年级暑假在甘肃N县某派出人民法庭为期两个多月的实习调查为蓝本，以2005年3月为期一周的研究性调查为根本，对派出人民法庭目前在学界的研究状况、派出人民法庭的基本情况、法官收入、立案、法庭审判过程等基本问题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
关 键 词：派出人民法庭 法官收入 立案 法庭审判

一、从派出人民法庭的“研究之难”论起。
写下这个题目时，我已经隐隐地感到了问题的棘手。关于派出人民法庭的研究，远不如“后现代主义法学”时髦、有注意力，但却是最难下笔的。说难，主要从三个方面可见一斑。一是，要做派出人民法庭的研究，必须得走出书屋、校园，深入到基层的农村社会中去做长久地调查。没有调查，就没有对派出人民法庭的发言权。换句话说，关于派出人民法庭的研究，主要是用“脚”而非用“脑”做出来的。二是，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社会、经济、文化等在东西间、南北间发展均很不平衡，派出人民法庭作为其间的一个特定的司法机关，也在不同地域之间呈现出了不同的特色，不同地域的派出人民法庭必然存在着不同的问题。而用脚做学问最大的问题是“财力”及“精力”是否跟的上。鉴于此，关于派出人民法庭的调查研究又必然是片断的、地域的。要克服这一缺陷，需要多方面多地域的学者的共同努力，以积小流而聚大江。三，或许正是由于前述原因，才使我们发现，目前，关于派出人民法庭的研究，在学术界尚处于起步阶段。主要有两种表现，其一，“从中国目前的法学研究现状来看，大量的学者的研究都更着重规范性的法律研究，也都更侧重于研究城市工商业发展的需要，司法制度的研究也基本是以现代都市生活为背景的，例如抗辩制的研究、庭审方式改革等等”。 派出人民法庭因其太小、太不起眼，而为大多数学者所“不屑一顾”。其二，派出人民法庭的研究往往被囊括在基层人民法院的研究中一带而过——尽管这具有正当性，即派出人民法庭是基层人民法院的组成部分，它的判决和裁定就是人民法院的判决和裁定。但是，这种研究进路是值得商榷的。中国的问题仍然主要是农村的问题，中国法治建设的问题最终也会归结为农村的法治建设问题；人民法庭作为基层人民法院的派出机构，深入农村、驻扎农村，为广大农民提供最便利的司法救济保障；另外，我们还发现，基层人民法院和派出人民法庭在社会环境及软硬件配置方面也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派出人民法庭的法官在处理案件时所形成的司法技术与知识，往往不同于坐落于城市里的基层人民法院的法官。研究农村法治建设问题，必须研究派出人民法庭，还因为人民法庭虽然小，但在数量上十分庞大，据1998年的《中国法律年鉴》称全国有城乡人民法庭15000多个； 审理的案件在数量上也最多，如果说基层人民法院审结100个案件，那么有80个案件就是由派出人民法庭审结的，且这些案件在日常生活中最常见与老百姓关系最密切，这也使我们对人民法庭必须认真对待。当然，这种空白，也使我们试图借助资料充实观点的美梦成为虚有，提醒我们必须认真去调查，然后说话。
基于上述三点困难，关于本文，我们认为其有这样几个方面的特色。一是，本文是调查性质的文章，这种调查始于大学二年级暑假我（本文“我”指本课题负责人，下同）在甘肃N县某派出人民法庭为期两个多月的实习。实习期间，在该庭法官的介绍下，又在该县的其它派出人民法庭做了一些走访，使我对派出人民法庭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时隔两年后，又在西北政法学院法学一系的资助下，再次到甘肃N县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调查。这次调查，虽然时间较短，但却从调查研究的角度验证了从大二暑假到大四年级近两年来形成的一些思考，同时也使我们摒弃了一些天真的不合理的关于派出人民法庭的想法。二是，以甘肃N县的派出人民法庭为调查和研究对象，这是片断的、地域的调查，但却会形成一些有用的具有普适性的知识。这种知识，不敢奢想会有什么填补空白的意义，但对于派出人民法庭地域性认识，必定是十分有意义的。
二、何谓“派出人民法庭”
在前面第一部分的论述中，我们采用了一个新名词“派出人民法庭”，而未采用一般的较为正统的称呼“人民法庭”，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人民法庭”是法院建制中的惯常称呼，无论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的刑事庭、民事庭或其它庭，都可以称之为“人民法庭”，这是一个特别的有中国特色的司法称谓。采用“派出人民法庭”，特指本文所研究的人民法庭与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的刑事庭、民事庭或其它庭是有区别的。具而言之，本文所研究的人民法庭是隶属于基层人民法院的驻扎在乡镇的人民法庭。对此，《人民法院组织法》第20条有明确规定：“基层人民法院根据地区、人口和案件情况可以设立若干人民法庭，人民法庭是基层人民法院的组成部分，它的判决和裁定就是基层人民法院的判决和裁定”。从这也可以看出，人民法庭是根据农村地区的司法需要而设立，属于基层人民法院的派出机构，基层人民法院和派出人民法庭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人民法庭的判决和裁定具有法律明文规定的效力。
三、派出人民法庭的基本情况
在甘肃N县人民法院调查时，我们发现，在地理空间上，该院关于派出人民法庭的建制为1—2个乡镇设立一个人民法庭，其中绝大多数的派出人民法庭的管辖范围都为两个乡镇；该县仅有两个乡镇较大，分别设立了一个法庭。管辖范围为两个乡镇的派出人民法庭，一般设立在经济比较发达的镇上。再进一步看，派出人民法庭一般位于该乡镇的核心位置，与乡镇政府的机关大楼（大院）离的不远，都在一条街上。
该县的派出人民法庭人数建制一般为3到7人。3人最少，这类法庭管辖的多为一些比较贫穷和偏僻的乡镇，这些乡镇的民事纠纷相对来说较少，一个月也审理不了几个案件，平时比较悠闲。7人最多，这类法庭管辖的多为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乡镇，这些乡镇人口较多、地域较大、经济在该县处于中流砥柱的地位。4到5人是大多数人民法庭的人数建制，这类法庭管辖的乡镇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界于前两者之间，我所实习的人民法庭恰好就属于这类。
在组织建制上，派出人民法庭的建制一般为：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助理审判员、书记员，其中庭长一名，副庭长一名，审判员一到二名，助理审判员一到二名，书记员一名。需要说明的是，许多法庭常常在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之间存在其一，也即或者设有审判员，或者设有助理审判员。
由甘肃N县派出人民法庭设置的地理空间及人员建制情况，我们看到，乡镇地理面积的大小及经济发展状况是影响派出人民法庭在哪设置、规模大小的主要因素。这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三条所讲的“人民法庭根据地区大小、人口多少、案件数量和经济发展状况等情况设置，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基本符合。少数派出人民法庭的人数建制为3人，其内部组织架构为：一名庭长，一名审判员或助理审判员，一名书记员，这与《规定》要求的设立派出人民法庭应当至少有三名以上法官、一名以上书记员的规定不符。但我们在调查中看到，这类3人法庭一般设置在经济落后、比较偏僻的乡镇上，每年受理的案件确实很少，有三人足矣。若是适用简易程序，完全可以运作；若适用普通程序，组合议庭，请一名或两名人民陪审员也完全可以运行。
在人员素质上，正规科班出身的法官和书记员很少，一般都是半路转行（专业）出身的，年轻人大都有大专学历，本科生未见一人，为贯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担任法官必须具备本科学历的有关要求，年轻人都在读脱产本科或函授本科，以求达致形式上的合格化。一些老同志则仅仅能维持中专文化程度，过不了几年他们也都将要退休。文化程度虽不高，但他们的经验却十分丰富，当地的法院系统采取了较为灵活的做法，要求老同志只要参加法院系统内部的考试通过即可。我实习期间，该庭的庭长，一位50岁的人，刚好参加了这样的考试，据他介绍，全市共有100多位老同志参加这样的考试，但少有人认真备考，走了个形式而已。
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对法官的任职条件进行了严格的规定，担任法官的学历要求为本科，这对法官职业的精英化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但我们在派出人民法庭调查中产生了两个疑问。一、对农村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农村地区的法官要求本科学历是否具有实际意义；二、拥有本科学历是否就能胜任农村地区派出人民法庭法官的任职。答案是否定的。对农村地区的法官要求本科学历，迫使他们去学习、进修，走马观花地上脱产或函授本科、法律夜大等，只能使这些法官变得虚荣，在某种程度上滋长甚或培养了一些法官的弄虚作假心态。其次，派出人民法庭法官审理案件时，更多考虑的是这个案件所涉及的道德伦理、习惯及其它各种社会关系，而要熟练梳理和科学处理这些关系，需要法官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及对当地人物风情的熟悉。
在《送法下乡》一书中，苏力老师对法官等人下乡收贷乘坐的那辆小面包车也做了颇为细致有趣的分析：那辆小面包车也未必仅仅是为了交通上的便利，而更可能代表了一种权力的符号资本，是保证这一局部支配性权力得以实现的构成部分。 派出人民法庭在硬件设置上也处处有意无意地体现了这一点。在硬件设施上，派出人民法庭往往由10余间砖瓦房和一个院落组成，不大，但挺像一个“机关大院”，由宽大的铁门和院内椭圆型的大花园可以看出，因为当地的农民没有这么气派的大门和雅兴养如此众多的花。派出人民法庭一般不存在住宿紧张的问题。无论庭长、审判员、还是书记员，这些砖瓦房一般都是一人一间，大小一般，也都是办公室兼做卧室。审判庭约莫3到4间房大，审判庭内分了一个隔间，隔间就是所谓的合议室，专门用来合议案件，但这仅仅是个摆设，很少用。我实习的两个多月里，开了三四次庭，都组有合议庭，但合议的情形很少；即使合议，法官总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兼卧室中去，合议室和审判庭则成了当事人歇脚的地方。审判庭内设置较为严肃，有高高在上的审判席，审判席上方威严的国徽，靠旁一侧的书记员席；下面两边相对的原被告席；与审判席相对的旁听席，由于条件有限，仅有一两个条凳；及张贴在墙壁上的一些法律口号，如“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等。另外，一些法庭还有辅助设施，如灶房等。办公设施也十分简陋，没有什么电脑等现代化的设施，法官要打印审判书或复印资料都要等到每个月的20日去县法院办理。在该县除城关人民法庭有辆吉普车外，其他法庭的交通设施都是摩托车，这些摩托车属法官私人所有，办案时，法庭会给一定的油料补助，摩托车在当地十分普遍，是人们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
四、派出人民法庭法官的收入
关于法官收入，许多学者主张在全面提高法官素质，精简法官队伍，严格法官任职资格的条件下对法官实行高薪制，是因为，高薪制有利于司法队伍的反腐倡廉；有利于吸收优秀人才，稳定法官队伍，提高法官的整体素质；有利于促使法官珍惜自身的职业，培养敬业精神，严格执法、公正裁判。 对法官实行高薪制是世界的现状和潮流，我们是认同的。存在问题的是，由于中国地域广阔、经济发展不平衡，因而中国法官的收入也呈现出了多种差异，有些地区（并不全是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法官收入确实低，但有些地区（并不全是城市和东部地区）的法官则收入颇高，这是一个存在变量的颇为棘手的问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派出人民法庭的法官虽然工作在小乡镇，但在收入上，则要高于在县城工作的法官的收入。除了人民法院发给派出人民法庭的法官的各项工资、奖金、福利之外，派出人民法庭作为一个小单位，也在进行着某种程度和形式的创收。当我们问及创收的内容时，法官对此避而不谈。但据法官透露，派出人民法庭的法官每年可比在县城工作的法官多收入约1000元。因为这1000元，中年法官一般较愿意来派出人民法庭工作；年轻人则对钱似乎还没有这么大的兴趣，他们更注重其他一些问题，如婚姻问题，在县城工作更容易找到适龄的学历层次相当的配偶等等，基于此，年轻人往往不情愿到派出人民法庭工作。对于这种创收的合法性，我们是持怀疑态度的。但是考虑到在县城工作的法官占有了更多的政治、经济、信息、文化教育等资源，而派出人民法庭的法官则不具有这种优势时，以经济作为平衡的砝码，多少可以稳定人心。此外，我在该人民法庭实习了两个月，但每个月正式去上班的时间连一周也不到，一共是四天，其中两天是开庭，两天是调查，其余时间，法庭上仅留一位法官看门，附带处理一些日常事务，其余的法官书记员都回家去了或干别的去了。而这些法官和书记员每月都可以领到800——1400不等的工资，这在当地是一个处于中上游的工资水平。再考虑到他们一月工作的天数，可以看到，付出很少，但收益却很乐观，若以付出收益之对比衡量的话，可以说，这些法官和书记员的收入非常高。
五、立案
由于大多数农民都不懂法，加之农村地区鲜有可以进行法律咨询的法律服务机构；仅有的乡镇司法所或者农民不知道，或者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因此在打官司前，许多农民都会到法庭咨询有关法律事宜，法官一般都会予以讲解。应该先写诉讼状，然后到县法院去立案。在该县法院，立案的一般程序是，立案庭立案后，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标的额不大、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和经济案件依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应的管辖原则分给各个派出人民法庭。这些案件主要为离婚案件、普通的民事纠纷案件、简单的经济合同案件等。派出人民法庭接收案件后，开始调查审理。应该说，这种做法是比较科学的，严格贯彻了人民法院实行立案与审判分开的原则。但这种做法与1997年4月21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有出入。该规定第2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对人民法庭的立法工作进行检查和指导。第18条又详细地规定了人民法庭立案的具体程序。第一款，人民法庭经审查认为符合受理条件的起诉，报庭长批准；当事人直接向基层人民法院起诉的，基层人民法院应当审查受理。第二款，人民法庭决定立案后，应当将当事人的姓名、单位、案由、简要案情报基层人民法院统一编立案号。第三款，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起诉人民法庭不予立案的，基层人民法院应当决定立案，交由人民法庭审理。由此可见，派出人民法庭有一定的立案权。但派出人民法庭很小，工作人员也就那么几位，立案者同时极有可能是审判者，这种准许人民法庭立案的规定无疑违背了“人民法院实行立案与审判分开的原则”（该暂行规定第5条）。暂行规定存在自相矛盾的问题，而该法院的做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另外，需要提及的问题是，依照相关法律规定，派出人民法庭在案件的立、审、执方面均有自主权，财务、后勤等工作也有独立性，于是有学者认为派出人民法庭俨然一个小法院，与机关庭除了业务上的指导关系——主要是民庭、刑庭负责人在案件研究中层层审批把关外，业务往来联系与相互配合并不密切。 对于这种观点，我们认为有一定合理性。甘肃N县法院将派出人民法庭的立案权收归院部的立案庭，通过立案庭的把关和过滤，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标的额不大、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和经济案件分派给各个派出人民法庭，事实上已经隐含了基层人民法院院部业务庭所审理的可能是事实不清楚、权利义务关系不明确、标的额大、争议较大的案件。如此一来，会不会形成，派出人民法庭、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这样五级审判层级呢？这是一个敏感的需要另文探讨的问题，在此不谈。
六、派出人民法庭的审判过程
（一）派出人民法庭适用怎样的审判程序
派出人民法庭审理案件很少适用简易程序，案件无论大小、复杂程度如何都要组成合议庭。合议庭的组成人员为一名审判员、一名人民陪审员和一名助理审判员；或是一名审判员和两名人民陪审员。这与我在西安市某区人民法院看到的情形完全不同。在该院的民事庭，对于案情简单的案件，法官适用的都是简易程序，即仅有一名法官和一名书记员就可以开庭审理案件了。通过向派出人民法庭的法官了解及我们在参审、旁听过程中的观察，我们认为，派出人民法庭频繁适用合议庭，有这样几点理由。一是案件较少，法庭有足够的人力、法官有充沛的时间悉心审理案件。二是法官想“扎个势”，对当事人形成一种威慑作用。人民法庭是一个国家司法审判机关，但人员之少——至多7人，大多是4人；设施之简单——远没有乡政府那样气派；权力之小——不能随便管人、抓人（一位受访法官的原话）。这使许多当事人并不把法庭当回事。据法官介绍，该县的一些法庭上都发生过多起当事人当庭辱骂和殴打对方当事人和法官的事件。而有四个人坐在公堂之上、头顶国徽、手拿法槌、依据法律审理案件，会使当事人多少形成这样一种认识：法庭对我这个事很重视；法庭处理纠纷的方式与普通的民间调解是有区别的。进而，当事人也就不敢轻易的“胡搅蛮缠”，即使“胡搅蛮缠”，四个人总比两个人有力量，更能解决问题。加之在或有或无、或隐或显的法律程序（见下面分析）的引导下，使人民法庭的审判与一般民间的纠纷处理明显的区分开来，这使当事人或多或少会认真对待人民法庭的审理。三是多人参与审判，可以增加集体智慧，更有助于案件的顺利及时解决。许多人民陪审员都由当地有威望的老人担任，这些老人在退休之前，大多都担任过村支书、村长或在乡镇里工作过。他们社会经验十分丰富，对当地的风俗人情都有较为深入的了解。而一些年轻的法官或者是外地人，或者社会经验不足，有这些老人陪同审理案件，可以弥补法官的这种缺陷。另外，老年人对于年轻人具有一定模范作用，对于一些离婚的年轻当事人，这些老人往往会现身说法，劝其接受法官的调解意见或审判意见等。
（二）派出人民法庭的审判过程
派出人民法庭的审判过程往往是比较奇特的，这种奇特表现为一种行为的进行时，在判决书中并不会显示出来。因此，许多学者关于人民法庭调查的文章中，对于这个问题谈的不多，即使谈了，也大多得出一种很书面的结论，而未见人民法庭审理过程的真相。这或是由于学者不参与旁听，仅翻阅判决书所致；或是由于学者参与了旁听，但学者的在场，就会使法官不由自主地注意一些审判程序。我在派出人民法庭实习时，第一次开庭后，法官对我说了这样一番记忆深刻的话：今天这个案件的审判程序较为正规，主要考虑到你刚来，学校的理论课对你们影响很深，不这样正规，担心你们接受不了。然后他又建议我应该在实践中多学习，这样会进步的很快。果然，第二次的审判程序与第一次就截然不同了。对于这种审判过程，我试图还原出派出人民法庭审判案件的真实的原貌来，因此只能参照法条上所规定的审判程序予以简单描述。
第二次开庭的合议庭情况是，主审法官是该庭的副庭长，人民陪审员由一位在乡政府工作多年的已经退休的姓王的老人担任，另外一位人民陪审员是我。我之所以能上，是因为在开庭前，该法官曾到隔壁的派出所找人，但转了一圈，空手而归，在实在找不到可以当人民陪审员的人的情况下，我上了。后来那位法官说，他起初并不是没有考虑我，而是因为我太年轻，坐在那里会让人不服气，进而，影响审判的效果。双方当事人来齐之后，先是我们入座，然后，在法官的指点下，原被告双方也依次入座了。没有起立。对于法庭纪律，民事诉讼法规定应当由书记员在开庭审理前宣布，但这里由法官代劳了，且将程序倒了过来。法官简单通俗地说了两点法庭纪律。一、这是说理讲法的地方，要讲理，不准骂人；二、发言要听法官的吩咐，依次进行。然后法官核对了双方当事人的身份。接着法官对于合议庭成员进行了介绍。说了那位老王是乡人大选举出来的人大代表以及以前所干的工作等；说我是“西北政法大学”的学生，学习成绩“优秀”，已经在法院实习了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才两周），还说“西北政法大学”是中国法学教育的重点高等学府等等，夸奖的话让我感到多少有点不好意思。之后，才算正式开庭了。双方当事人都没有请律师。女方来了两个哥哥，在其大哥的陪同下作为原告出席。男方来了三个人，有两个是男方的哥们，一位是该村信用社的主任，这位主任是来作证的，男方一个人作为被告出席。更让我惊异的是，无论原告还是被告，都是赤手空拳的，没有带任何书面性的东西。法官指示先由原告方宣读起诉状。一般来说，由原告本人或者原告代理人宣读起诉状均可，但女方的哥哥是位法盲，他一听法官叫“原告”说话，没有叫“原告代理人”说话，于是就让其妹妹也即原告发言了。由于没有任何文字性的东西，加之又是位经常在家操持家务的女性，在公众场合说话的机会很少，因此，她想了很长时间才说开了，且慢慢腾腾犹犹豫豫。法官迫不得已，只好变成了法官问一句她答一句的纠问式审理。其哥哥——原告代理人见其妹说的不太好，就在法官提问的空挡向法官请示，他是否可以说话，法官允许了。那位哥哥说的起诉理由部分地补充了法官的提问，同时话语中有夹杂着针对被告的话语，如说“＃＃＃，你把我妹亏了，你将来不得好报。”法官对此类问题没有制止，最终形成的起诉要求是离婚，女儿由母亲抚养，但男方必须支付抚养费。被告答辩期间，也是信口说来，东拉一句，西扯一句，最后在法官的提示下亮出了观点：不离婚；要离，女方必须偿还在村信用社贷的3000元钱，且女儿归他抚养。
在法庭调查期间，双方围绕这笔债务展开了争执。男方说，这笔债务是他们结婚后为盖房借的，他为此还专门请来了村信用社的主任作证。于是，证人被传唤了进来（是由那位坐在门边的人民陪审员老王出去叫进来的）。由于审判庭只有两间房那么大，旁听席仅有两张条凳，证人进来只能站在旁听席的条凳前，这也为一些证人形成了不小的误解，一进来看见凳子，且见其他人都坐着，也就不由自主地试图坐下。那位主任一进来，也一屁股就坐下了，法官连忙让站起来说话，那位证人十分不情愿地站了起来。法官带着威严的口吻宣读了民事诉讼法有关证人作证的条款，但见这位证人一脸茫然的不理解的神情，法官又换了一种口吻说，你要将你所知道的有关这个贷款的事实一五一十地说出来，不能骗人，否则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法官又问，你可听明白了，得到肯定地答复之后，法官才开始问话。在这位证人答复法官问话的过程中，那位原告或许是听到了对自己不利的话，突然打断证人的说话，对法官以哭诉的声调说，他说的全部是假的，那笔贷款被他（被告）全部拿出去赌钱了云云；又转过来针对那个信用社主任大声质问，你收了他多少好处等，信用社主任则开始辩解，双方你一句，我一句，似乎有了骂开架的阵势。法官没有马上制止，而是过了四五分钟才制止。为什么这样，法官后来告诉我，让双方做必要的对骂，旨在通过对骂从中发现问题，寻找可能存在的冤屈和不正义之处。这或许就是派出人民法庭法官一种独特的司法审判工作技巧和经验。
法庭辩论阶段被无意中省略了。
在总结陈述阶段，法官一再要求，不要说前面已经重复说过的话，但碍于法律知识的贫乏，双方当事人还是不自觉地重复了前面许多已经说过的话，并且说了许多鸡毛蒜皮的家庭生活琐事。法官看时间差不多了，双方要说的发泄不满的话已经说的差不多了，制止住了。接着又问，现在法庭程序已经走完，你们双方愿意调解吗，然后又说了法庭调解的好处，如有法律效力，必须得不折不扣的执行，不同于村民委员会的调解等。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法官说，受条件所限，基层人民法庭实行的“背对背”的调解方式，被告跟我来，其他人在这候着。说完领着被告走出审判庭到他的房间里去了。那位老王陪审员和书记员则在审判庭和这些村民聊天。
因为实行“背对背”调解，这个案件的具体调解过程我们未见到。但对于调解，该庭一位法官对我发表了这样一番见解，法官常会在调解方案已经胸有成竹的情况下，分别站在双方当事人的立场上细细阐述这种调解结果对当事人可能产生的利害关系，促使当事人接受这种调解方案。直白地说，调解就是你让一份，我退一步，各打50大板，实现大致公平即可。后来的调查可以证明这种见解是切合实际的。另在当地，调解成了中级法院下达的硬任务，各个基层法院的调解案件必须占到所立案件的70%以上，否则主管的院长就要在中级人民法院的院长会议上做检讨，法官则要扣奖金。对于这种硬性的任务，一些法官压力很大，也认为不合理，使原本应该判决的案件为了争取当事人的同意调解，法官往往要动许多口舌，反复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法律的尊严也因此而大打折扣。
这个案件的法庭审理不过一个小时多一些，而最后的调解则持续了将近三个小时。期间，被告从法官的办公室出来，原告和其哥哥又被叫了进去，如此进行了三个来回，到快吃下午饭（16点钟）的时候，法官才将这个案件了结。在这期间，老王和那位书记员也做了原告和被告的不少“思想工作”。老王以自己的人生经历现身说法；书记员则以自己的婚姻家庭生活为参照劝导双方，尤其是男方，应该对女方多让一些，毕竟夫妻一场嘛。最后的调解结果是：男方同意离婚，债务由他一人承担，女方抚养女儿，男方不用再另行支付抚养费，女方的嫁妆归女方，其余的财产由男方所有。这个结果令双方都基本满意了。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情节，在法官宣读调解意见后，法官发布了一条命令，原被告分别向人民陪审员老王交纳10元钱，现场交纳，不开发票。原被告不论有多少不愿意都认认真真地交了，这也符合人之一般心理：权力在法官这里，民众对权力、尤其没有监督的权力往往存在一种惧怕感！
（三）问题探讨
1、处于国家权力边缘地带的派出人民法庭。
由于种种自然的、人文的和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的国家权力对至少是某些农村乡土社会的控制仍然相当松弱， 此种松弱，使得法庭所拥有的作为国家权力之一部分的国家司法权力在运行中遇到了很大的障碍。为有效减低这种障碍，保障国家司法权力的大体权威和基本运行，派出人民法庭的法官往往会做一些可能于法不符甚或违法的但却于解决纠纷很有效果的做法。审理简易案件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就可以看作是这样一种努力，尽管这与最高人民法院大力要求的对简单民事和经济案件应多适用简易程序不符，但于审理案件却无疑是有益的。
2、书记员在法庭审判活动中的角色。
派出人民法庭审判过程奇特怪异、险象横生，但法庭记录及其它文字性的东西却是统一的有条有框的，也即是说，法庭审判是一套，法庭记录及其它文字性的东西又是另一套；法庭审判过程是法官在操作和控制，法庭记录及其它文字性的东西由书记员操作。书记员在派出人民法庭的审判过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书记员在记录的同时，还在不断地归纳、总结、摘取；这使得书记员犹如一个电视画面剪辑师，需要不断地增删、转化，即增加一些应说的话，删掉一些废话，将一些土语、方言及民间语言转化为正式的可登书面的语言和法言法语。法官也会主动配合书记员的记录工作，确保法庭记录的“完整无误”。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法庭记录及其它一些文字性的东西是法院考察法官是否称职和工作业绩好坏的主要衡量载体，法官不能不重视。这起离婚案件结案后，我翻阅了案件的法庭记录，但见法庭调查、自由辩论、总结陈词等阶段一个也不少；读着这份法庭记录，给人留下的印象不外乎是法庭审判过程井井有序，双方当事人一定请了律师或对法律有相当的了解。
3、法官在法庭审判过程中所处的地位。
如果双方当事人均有代理律师出庭代理其进行法律诉讼，那么在庭审中，法官就处于十分主动的地位，因为律师已经提前用相关的法律法规将案件中所涉及的各种社会关系格式化为一种用法言法语表示的法律关系，法官所做的主要工作是“法律审”，“事实审”有但已经不是主要方面了，法官的工作相对来说比较轻松。其次，律师的参与，有助于减少法官和当事人之间的正面冲突，缓解当事人的不良情绪，确保法庭审判的顺利进行，维护法律及法院的权威。但在派出人民法庭的法庭审判中鲜有律师参与，加之大多数当事人对法律及法庭诉讼活动一窍不通。因此在庭审中，法官就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首先不得不充当一个法律解释者的角色，例如，离婚案中法官对那位信用社主任关于证人作证义务的解释，对双方当事人关于法院调解的好处的解释，等等。这种解释是有选择的和存在很大出入的；这种解释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对民众进行法制宣传的过程；再大一点说，也是一个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其次，法官必须得补充一些当事人遗忘的但于审结案件有十分重要关系的法律诉求，如在此离婚案件中，对于夫妻双方所有的财产，双方在起诉与答辩状阶段均未提出，但法官却在调解中主动提出来了并且做了十分恰当的处理：女方的嫁妆归女方，其余的财产由男方所有。
4、法庭审判是一门复杂的技艺。
这是我们对派出人民法庭的审判过程的一个总体感受。
说其复杂，从这几个方面可见一斑。首先，法庭审判中法官会以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普通程序为大方向，走一步看一步算一步，走到哪算哪。这主要并不是因为法官不想按部就班一步一步地严格依法定程序走下去，而是意外因素太多，为保障顺利解决纠纷，及时结案，法官不得不随时调整庭审策略。这则离婚案在宣读起诉状和答辩状阶段的“纠问式审理”即属法官的一种迫不得已的举措。其次是“合议独审化”，前面我们讲到“多人参与审判，可以增加集体智慧，更有助于案件的顺利及时解决”，这种情况主要见诸于由一些年轻的或刚从外地调来的法官所主持的法庭审判过程中。对一些已经有了一定资历并对当地人情风俗较为熟悉的法官来说，借用人民陪审员增加集体智慧的情形并不多见。在这样的普通程序中，合议庭往往成了摆设，即“合而不议”，加之在审判程序上有意或无奈的简化，极易使普通程序简化简易程序，造成“合议独审化”。这是派出人民法庭审判过程存在的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最后，动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技巧处理案件。例如在庭审前对老王和我的介绍就十分有趣。从介绍老王的话语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出乡土社会中精英和权威治理的痕迹；而我虽年轻，但法科大学生的身份足以使当事人相信我有很好的法律知识，进而抵消我因年轻未过家庭婚姻生活的缺陷，我在某种程度上充当着一种“知识权威”的角色。

参考文献：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50号）

　　《甘肃省旅游条例》已由甘肃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11年9月29日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甘肃省旅游条例》公布，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1年9月29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有效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旅游资源，规范旅游市场秩序，保障旅游者、旅游经营者、旅游从业人员及旅游辅助服务者的合法权益，促进旅游业健康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旅游规划编制、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旅游经营与服务、旅游者的旅游活动及相关的管理与监督，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发展旅游业应当坚持政府主导与市场运作相结合，旅游资源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相结合，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相协调的原则，发展特色旅游，开发特色项目，促进区域合作，培育市场主体，促进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旅游业的规划编制、综合协调、行业指导、公共服务和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旅游业的管理与服务工作。

　　第五条 旅游行业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发挥服务、指导、协调作用，维护旅游经营者、旅游从业人员、旅游辅助服务者及旅游者的合法权益。

　　第二章 规划与建设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把旅游业的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综合协调机制，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多渠道增加投入，加强旅游基础设施、配套服务设施和旅游景区(点)建设，完善旅游要素配置，促进旅游业与相关产业协调发展。

　　第七条 省人民政府旅游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全省旅游发展规划，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旅游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全省旅游发展规划，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本行政区域的旅游发展规划，并征求上一级旅游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经批准的旅游发展规划不得擅自变更；确需变更的，报原批准机关同意。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制定旅游业发展规划和旅游景区（点）规划，应当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为依据，与土地利用、城乡建设、交通运输、节能减排、环境资源保护、文化事业、文物保护、风景名胜区保护等规划相衔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编制其他有关规划应当统筹考虑旅游功能，兼顾旅游业的发展。

　　第九条 利用自然资源、民族文化资源、历史性建筑和其他人文资源开展旅游活动的，应当依法保护文物古迹，保持民族特色、历史风貌和自然风貌。重点旅游城镇的新区规划和旧区改造，应当统筹规划旅游功能，体现地方文化特色，建筑风格应当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第十条 开发旅游资源，新建、改建、扩建的旅游建设项目，应当符合旅游发展规划，并依法进行环境影响和社会影响评价。相关部门审批旅游建设项目，应当征求旅游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十一条 建设旅游设施、开办旅游项目应当遵守国家和省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鼓励旅游经营者使用新能源、新材料，创建绿色环保企业，开发生态旅游产品；倡导旅游者采用低碳旅游方式开展绿色旅游、健康旅游。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制定公共客运规划、安排公共客运线路时，应当根据旅游业发展的需要，建立旅游客运公共交通枢纽或者旅游集散地，设置旅游客运专线。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旅游景区（点）基础设施建设，对标识标牌、景区（点）道路、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等服务设施进行一体化规划和建设。

　　旅游景区（点）、主要商业街区、宾馆饭店和其他旅游服务场所，应当设置符合国家标准的中文、外文导向指示牌、警示牌和说明牌。

　　第十四条 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支持公共交通枢纽、游客服务中心、主要商业街区和旅游景区（点）、星级饭店设置多媒体等公益性旅游咨询设施，为旅游者提供旅游信息咨询服务。

　　第十五条 开发和经营旅游景区（点），应当保护景区（点）内公民的合法权益。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旅游发展需要合理安排用地，支持单位和个人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利用荒山、荒坡、荒滩、废弃矿区等开发旅游项目。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相关专家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旅游资源进行普查、评价。建立旅游资源信息库和待开发的旅游建设项目库，健全旅游信息服务平台，促进旅游信息资源共享。

　　第三章 促进与发展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保障旅游业管理所需经费，并纳入本级政府财政预算。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旅游发展需要设立旅游发展专项资金，列入年度财政预算，主要用于旅游景区（点）基础设施建设、旅游整体形象宣传、旅游规划编制、旅游商品研发、旅游公益设施、信息网络建设和旅游人才培养等。

　　第十九条 国有旅游资源经营权转让依法进行。经营权转让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通过拍卖、招标等方式进行，所得收入应当纳入财政预算，主要用于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第二十条 鼓励境内外企业、其他组织和个人采取多种形式参与本省旅游资源开发、参股旅游企业、组建旅游企业集团。

　　第二十一条 鼓励旅游经营者加强与省外、境外旅游经营者的联系与合作。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采取相应优惠、奖励措施，鼓励省外、境外旅行社组织旅游团队到本省开展旅游活动。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本行政区域旅游整体形象宣传计划，突出旅游特色，加强对城市形象和旅游景区（点）的宣传。

　　新闻媒体应当加强对本省旅游形象的宣传，向国内外推介本行政区域内的旅游资源，并将旅游品牌宣传纳入公益广告。

　　第二十三条 省人民政府旅游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全省旅游知名品牌名录，引导旅游经营者创建知名品牌，提高旅游业发展水平。

　　鼓励旅游经营者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宣传活动，提高旅游产品知名度。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当地实际，确立不同时期旅游活动的重点和主题，组织协调旅游经营活动。

　　第二十五条 鼓励利用境内外经贸洽谈、科技交流、文化演艺、民俗节会、体育赛事等活动，扩大旅游宣传，创建旅游新方式。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优化整合本行政区域旅游资源，开发具有文化底蕴和地方特色的文化旅游项目，开展具有民族特色的文艺演出，丰富旅游者的游览活动。

　　第二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托本地自然旅游资源和革命文物、历史文物及新品类文化遗产资源，开发建设旅游景区（点）和革命传统教育场所，发展生态旅游、红色旅游。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利用农村特色资源发展乡村旅游，鼓励依托民间艺术、手工艺、建筑、婚俗、传统节日等资源开展民俗旅游。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和企业利用自身特色和优势发展工业旅游。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扶持旅游商品研发，鼓励开发具有地方特色、景区特色和文化内涵的旅游商品，加快旅游商品产业化发展。

　　第二十九条 旅游汽车公司、旅行社、星级饭店等旅游企业用于旅游客运的车辆，在旅游淡季允许按月办理临时停运营手续。

　　经行业主管部门认定的高档旅游汽车减半征收高速公路通行费，依法许可后在旅游淡季运营长途客运班线。

　　第三十条 旅游企业用于宣传促销的费用，依法纳入企业经营成本。

　　旅游企业招用失业人员，享受失业人员再就业优惠政策。

　　污染物排放达标并已进入城市污水处理管网的旅游企业，缴纳污水处理费后免征排污费。

　　对具有企业性质的旅游景区（点），凡符合政策的经营收入，享受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

　　旅游星级宾馆、饭店实行与一般工业企业同等的用水、用电、用气价格。

　　第三十一条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和社会团体的公务考察、来访接待、举办会议和展览等公务活动，可以委托旅行社为其提供交通、食宿、会务、商务等服务。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发展和改革、财政、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加大旅游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加强旅游院校（专业）建设和旅游科研、教育、职业培训工作，加快培养旅游专业人才，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素质。

　　严格执行导游等级制度，实行导游员薪酬与职业资格挂钩制度。建立和完善旅游职业资格认证和职称评定制度，健全职业技能鉴定体系，培育职业经理人市场。

　　第四章 经营与服务

　　第三十三条 从事旅游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法注册，取得经营许可证。

　　从事漂流、攀岩、狩猎、探险、蹦极等特殊项目的旅游经营活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需经相关管理部门批准的，应当办理审批手续。

　　第三十四条 旅行社按照国家规定缴纳质量保证金，质量保证金的管理使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五条 旅游经营者和旅游辅助服务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对旅游经营者和旅游辅助服务者进行非法检查、收费、处罚，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旅游经营者和旅游辅助服务者提供不当或者非法服务。

　　第三十六条 旅游经营者组织旅游活动应当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在宗教活动场所旅游，不得干扰正常的宗教活动。

　　第三十七条 旅游经营者和旅游辅助服务者应当建立旅游安全责任制度，设立安全管理机构并配备专门人员，完善安全防护措施，制定旅游安全应急预案。

　　旅游经营者和旅游辅助服务者应当保障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对可能影响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的场所和旅游项目应当向旅游者事先告知和明确警示，并设置显著的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和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发生旅游安全事故和突发事件时，旅游经营者和旅游辅助服务者应当及时采取有效救援措施，并立即向当地人民政府及公安、旅游等有关部门报告。

　　第三十八条 旅游景区（点）应当根据旅游安全、环境保护、文物保护以及服务质量的要求，确定旅游接待承载能力，实行游客流量控制，并将有关信息通过网络、媒体等方式及时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九条 旅游经营者和旅游辅助服务者从事索道、缆车、游船、汽艇等特种营运，其设施、设备必须经法定的检验机构检验合格后，依法进行注册登记和营运，监管部门应当定期检查。

　　旅游经营者和旅游辅助服务者应当加强对特种营运设施、设备的日常维护和保养，及时消除事故隐患，保证安全运转。

　　第四十条 旅游经营者和旅游辅助服务者应当严格执行国家卫生管理规定，健全卫生管理制度，配备符合标准和质量要求的卫生设施、设备。

　　第四十一条 旅游经营者与旅游者应当签订旅游合同，签订的合同内容参照旅游、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推荐的合同示范文本；旅游者要求补充文本外条款的，旅行社应当与旅游者协商确定。

　　旅游活动中遇到不可抗力危及旅游者人身安全的情形时，导游人员在征得旅游者同意后，应当调整或者变更旅游线路，并且立即报告旅行社。由此减少服务项目或者降低服务标准的，应当退还相应的服务费用。

　　第四十二条 旅游经营者及旅游辅助服务者不得以格式合同或者通知、声明、告示等方式作出对旅游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不得作出减轻、免除承担其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责任的规定。

　　第四十三条 旅游经营者将已经订立旅游合同的旅游者转给其他旅游经营者接待的，须征得旅游者的同意；旅游者不同意的，旅游经营者应当继续履行合同；旅游者要求解除旅游合同的，旅游经营者应当返还旅游者预付的旅游费用，并按照合同约定予以赔偿。

　　旅游经营者需要对旅游业务作出委托的，应当委托给具有相应资质的旅游经营者，征得旅游者的同意，并与接受委托的旅游经营者签订委托合同。受委托的旅游经营者违反委托接待合同约定，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的，作出委托的旅游经营者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四十四条 旅游经营者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的，旅游经营者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因旅游合同约定的其他旅游辅助服务者原因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的，旅游者可以向旅游经营者提出赔偿要求，旅游经营者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负有责任的其他旅游辅助服务者追偿。

　　在旅游景区（点）中，因旅游景区（点）经营者的原因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的，旅游景区（点）经营者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因其他相关旅游辅助服务者的原因侵害旅游者合法权益的，旅游者可以向旅游景区（点）经营者提出赔偿要求，旅游景区（点）经营者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负有责任的旅游辅助服务者追偿。

　　第四十五条 旅游从业人员应当依照国家规定取得职业资格证和岗位资格证，禁止无导游证的人员从事导游活动。

　　导游人员取得导游资格证进行导游活动，应当经导游管理服务机构或者旅游经营者委派，持证上岗。

　　第四十六条 A级旅游景区（点）应当设立专职讲解人员，为旅游者提供讲解服务。旅游景区（点）的讲解人员应当经过培训，方可在本景区（点）从事讲解活动，不得跨旅游景区（点）服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旅游景区（点）讲解人员的行业指导和监督管理。

　　第四十七条 旅游经营者、从业人员及旅游辅助服务者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擅自使用其他旅游经营者的名称经营旅游业务；

　　（二）制作虚假旅游信息，向旅游者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提供质价不符的服务；

　　（三）强行滞留旅游团队，在旅途中甩团、甩客；

　　（四）擅自增加或者减少旅游项目，擅自变更接待计划；

　　（五）旅游从业人员私自组织旅游团队；

　　（六）以低于旅游成本的报价招徕旅游者；

　　（七）超出核定的经营范围开展旅游业务；

　　（八）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收费，强行向旅游者收取费用；

　　（九）欺骗、胁迫旅游者消费或者与其他经营者串通欺骗、胁迫旅游者消费；

　　（十）以明示或者暗示的方式向旅游者索要小费；

　　（十一）未经旅游者同意泄露或者公开其信息；

　　（十二）其他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第五章 旅游者权利与义务

　　第四十八条 旅游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旅游者享有下列权利：

　　（一）知悉旅游经营者所提供的产品及服务的真实情况；

　　（二）自主选择旅游经营者及其服务项目和方式；

　　（三）要求旅游经营者按照约定或者惯例提供质价相符的服务；

　　（四）拒绝强制交易行为和合同约定以外的收费服务；

　　（五）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保障；

　　（六）人格尊严、宗教信仰和民族风俗习惯得到尊重；

　　（七）法律、法规规定或者旅游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

　　第四十九条 旅游者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

　　（二）尊重宗教信仰和民族风俗习惯；

　　（三）保护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爱护文物古迹和旅游设施；

　　（四）遵守安全和卫生管理规定；

　　（五）对旅游经营者如实告知有关个人信息；

　　（六）尊重旅游从业人员的劳动；

　　（七）配合有关组织和人员协商解决旅行途中发生的纠纷；

　　（八）随团旅游不得延误旅游行程或者损害其他旅游者的合法利益；

　　（九）法律、法规规定或者旅游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

　　第五十条 旅游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者与旅游经营者和旅游辅助服务者发生争议时，可以选择下列方式处理或者解决：

　　（一）双方协商；

　　（二）向侵害其合法权益的旅游经营者所在地或者侵害行为发生地的旅游、工商、价格、商务、外汇、公安等部门投诉或者报案；

　　（三）旅游合同中约定仲裁条款或者事后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申请仲裁机构仲裁；

　　（四）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六章 管理与监督

　　第五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工商、价格、商务、外汇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加强对旅游市场的管理，依法对旅游经营者及旅游辅助服务者的经营活动和旅游服务质量进行监督检查。

　　第五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旅游业发展的需要，建立旅游工作协调机制，指导和协调旅游发展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组织旅游等有关部门开展旅游联合执法，负责对旅游市场秩序的监督检查；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建立健全旅游救援体系，制定重大旅游安全事故防范和处置预案，并协调实施。

　　第五十三条 省人民政府质量技术监督、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编制旅游标准化发展规划，在旅游服务质量设施、信息、旅游者权益保护等方面制定地方标准。质量技术监督、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旅游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实施。

　　第五十四条 为旅游者提供服务的旅行社、饭店、餐馆、车船公司、景区（点）、经营旅游商品的商店等旅游经营者与旅游辅助服务者应当实行标准化管理。

　　第五十五条 旅游经营者应当按照规定及时、准确、完整、真实地上报旅游统计报表和其他信息，接受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监督。

　　第五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假日旅游预报制度和旅游警示信息发布制度。

　　第五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旅游投诉制度，公布投诉机构和投诉电话，受理旅游者的投诉。

　　对旅游者的投诉，应当当场作出处理决定；不能当场处理的，自接到投诉之日起六十个工作日内作出处理决定，并告知投诉者；对应由其他部门处理的，应当及时转交，并告知投诉者；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书面告知。

　　第五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推动行业诚信体系建设，建立行业诚信档案。

　　第五十九条 旅游经营者与旅游辅助服务者按照自愿原则向评定机构申请质量等级评定，并按规定接受年审、复核。

　　经评定的旅游经营者与旅游辅助服务者应当向社会公告，按照服务质量等级提供服务。未评定服务质量等级的，不得使用服务质量等级称谓和标志。

　　第六十条 在旅游景区（点）内从事旅游商品销售等服务活动，应当取得旅游景区（点）管理机构同意，并接受统一管理。

　　第六十一条 价格行政主管部门在制定或者调整旅游景区（点）门票价格时，应当充分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征求旅游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进行价格听证，并在执行前六个月向社会公布。

　　第六十二条 旅游景区（点）按照价格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设置单一门票、联票和套票，供旅游者自主选择，禁止向旅游者强行出售联票、套票。

　　旅游景区（点）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现役军人、老年人、残疾人、全日制在校学生等特定对象减免门票。

　　第六十三条 旅游景区（点）管理机构应当根据相关规定对游览范围作出明确界定。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不能拍照摄影的景点，应当在显著位置作出明确标识。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四条 对违反本条例的违法行为，有关法律、法规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十五条 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及旅游从业人员造成旅游者财产损失或者人身伤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六条 旅游经营者未经旅游者同意，擅自将其旅游业务转让给其他旅游经营者的，由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退还相应的服务费用，并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旅游者在旅游中受到损害的，旅游经营者和实际提供旅游服务的旅游经营者还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第六十七条 旅游经营者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一）不公开服务项目和内容的；

　　（二）向旅游者强行出售联票和套票的；

　　（三）未建立安全责任制度，完善安全防范措施的；

　　（四）未及时将发生的旅游安全事故向旅游主管部门报告的；

　　（五）使用的车辆、船舶及驾驶人员不具备相应资质资格的。

　　第六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价格或者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责令改正，并根据情节单处或者并处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五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未取得旅游服务质量等级标志而擅自使用等级标志、称谓的，或者虽已取得旅游服务质量等级标志而使用等级标志、称谓不实的，由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逾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七十条 旅游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应当依法履行职责，提高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对于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行政主管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七十一条 本条例所称旅游辅助服务者，是指与旅游经营者存在合同关系，协助旅游经营者履行合同义务，实际提供交通、游览、住宿、餐饮、娱乐等旅游服务的人。

　　第七十二条 本条例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2006年7月28日甘肃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的《甘肃省旅游条例》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