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审判监督制度困境及建议
刘同庆 (安徽省安庆市人，二级检察官，法律硕士)

摘 要：我国检察院刑事审判监督普遍薄弱，庭审监督虚无，庭外调查和庭外程序监督缺乏，庭前请示无法监督，简易程序和自诉案件的监督空白。原因在法律规定的不具体，监督形式简单，检察院没有强制监督权。建议赋予检察院强制监督权，包括庭审监督处置权，庭外程序监督权，赋予强制抗诉权，确保检察监督权有效履行。
关键词：刑事审判监督 纠正违法 抗诉

刑事审判监督是检察院代表国家对法院刑事审判程序是否合法、刑事判决裁定是否正确所进行的专门监督，刑事审判监督的意义在于：一方面为人民法院依法行使审判权和公安机关依法行使侦查权提供了制约和监督，从而为刑事案件的正确处理、审判提供了进一步保障；另一方面又为纠正可能出现的冤假错案提供了一种途径，从而为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提供了更完善的机制。
但因法律的原则性和概括性，实践中刑事审判监督可操作性差，权威性不强，刑事审判监督普遍薄弱。加强监督力度，完善监督方法，强化监督手段，是当前刑事审判监督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刑事审判监督困境及原因
1.庭内监督与庭外监督
（1）庭审虚无监督
法律没有赋予出庭检察人员庭内监督处置权，《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规定：出庭检察人员发现法院审判违反法定诉讼程序，应在休庭后向检察长报告；对违反程序的庭审活动提出纠正意见，应在庭审后提出。据此，检察人员对庭审过程中的违法行为只能进行事后监督，无权当庭纠正。如此不仅使庭审违法成为既定事实，情节严重的甚至导致重新开庭，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和诉讼时间的不合理延长，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违及时审判原则。法律的这种规定使得检察监督对庭审中的违法行为无法产生实质性约束力，导致庭审活动监督的虚无。
（2）庭外核证无从监督
法律规定，在法庭对证据有疑问时，可在庭外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可进行勘验、检查、扣押、鉴定、查询、冻结；在发现有重要作用的新证据材料时，应告知检察人员和辩护人。但是否告知由法官决定，同时，法律对何为告知，告知后当事人有无申辩权等均无规定，从而为法官任意实施庭外调查权埋下了伏笔。 但法律对检察机关如何对法院庭外调查核证活动进行监督却没有具体规定。虽然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规定，法院在收集、调取、调查、核实证据时，如果认为必要，可以通知检察人员到场。但仅限“认为必要”时，且是“可以”通知，不是“应当”，使检察院对该活动不能主动实施监督。实践中，法院庭外调查核实证据时违反程序规定，侵害当事人权益的行为时有发生，甚至个别案件的庭外调查已超出了核实证据的范围，而是收集新的证据，甚至开展侦查活动，对此检察院无从监督。
（3）庭外程序难以监督
由法院履行的庭外程序内容十分丰富，包含但不限于法院应当依刑诉法的规定，在受理自诉案件后三日内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保障辩护律师正当行使权利，在庭前依法告知被害人或其近亲属相关诉讼权利、通知开庭时间和地点、向被告人及辩护人送达起诉书副本和开庭传票或开庭通知书，依照规定送达裁判文书等。这些程序都关系到对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是否得到保障、案件审理过程中就程序问题所作的决定是否合法 。如法院未依法履行这些程序，或就有关程序问题的决定违法，无疑侵害了当事人的相关诉讼权利。例如法院未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害人或其近亲属送达裁判文书，被害人或其近亲属就不能在法定时间内申请检察院抗诉；如未在法定的期限内向被告人或其近亲属送达，则被告人的上诉权就无从保障。对法院是否依法履行这些程序，检察院在现有的法律和制度框架内无法有效监督。
（4）庭前请示无法监督
独立审判包括审判组织和法官的独立 。由于案件的多样性、复杂性，法定规定的不明确性，不同的法官对案件和法律的理解不一致，导致法院对案件定性和量刑吃不准。实践中大量存在一审判决前，法院就某些个案向上级法院请示，根据答复进行判决的情形。这样不仅使一审法院丧失审判独立性，而且实质上形成未审先判和一审终审的事实，违反了我国两审终身制和法院独立审判的原则，变相剥夺了被告人的上诉权与检察院的抗诉权，同时不合理的延长了审限，不利于及时审判。对这种违反审判独立精神的庭前请示，检察院无法监督。
2.简易程序、自诉案件监督空白
简易程序案件通常由法官独任审判，由于这些案件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检察院一般不派员出庭公诉，尽管对每个简易程序案件都提出量刑建议，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法院定罪量刑的监督，但仅局限于对实体判决的监督， 对庭审活动中有无违反法定程序，有无侵犯或剥夺当事人合法权利等行为，无从知晓，也就无从监督。如果法院在审判程序上走过场，就会使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公正性、合法性受到极大损害，最终损害当事人权益。
对刑事自诉案件的监督理所应当的包含在检察院审判监督职能内，但由于系当事人直接向法院自诉，检察院作为公诉机关原则上不介入程序，法院在调解或判决后不需要向检察院送达裁判文书，只能在判决生效后，当事人向检察院进行申诉才能启动。而启动后的监督也仅限于再审抗诉权。抗诉的理由，又局限在事实、证据、适用法律的错误以及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对于法官在自诉案件审理过程中有无违反法定程序，有无侵犯、剥夺当事人合法权利的情况，无从监督；即使有上述情况，也不属于抗诉的范围。且刑诉法对自诉案件的审判监督未作出明确规定，导致检察院对刑事自诉案件无法进行监督。使得刑事自诉案件的监督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
3.监督手段与监督效果
审判监督包括程序监督和结果监督。当前，检察院对刑事审判的监督，在程序上限于向审判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在实体上限于向审判机关抗诉。方法简单，效果不理想。
（1）纠正违法通知书。《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97条规定，如果发现法院或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中有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检察院可向法院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但这仅是一种原则性规定，对何种情形可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发出通知后，如果法院没有反馈或不被法院采纳怎么办，法律没有规定。同时作为检察系统内部规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对法院没有强制约束力，法院完全可以不予理睬。如法院不接受该纠正违法通知书，检察院毫无办法。有的法院甚至在接到纠正违法通知书后，不但不采取纠正措施，反而向检察院“对发”司法建议书，对抗纠正违法通知书，以报复检察院，使检察院纠正违法通知书徒有监督之名，无监督之实。
（2）抗诉。抗诉是检察院履行监督职能，进行实体监督的最重要手段。多年的实践表明，检察院抗诉工作不尽人意。抗诉的小案多，大案少；私益案件多，公益案件少。不仅抗诉率低，成功率也低。原因在于：
一是对抗诉标准理解不透彻，导致实践中抗诉仅局限于对案件定性不准确和量刑畸轻畸重方面，对附加刑、免予刑事处罚、量刑偏轻偏重、适用缓刑不当等抗诉的很少，而对程序违法抗诉的几乎空白。
二是受质量考评机制制约，检察院因担心抗诉得不到上级检察院支持，而信心不足，不敢抗诉，也不愿抗诉。同时案件的实体判决是由法院作出的，检察院担心抗诉会影响与法院的关系。因为法律的漏洞较多，对案件的定性时有争议，并且对证据是否确实充分与个人的认识有很大关系，弹性较大，如与法院关系不融洽，某些案件很可能被法院认为证据不充分而作出无罪判决，而根据现有考核机制，无罪判决对任何检察院来说都是不能承受之重。
三是检察抗诉权对法院没有强制约束力。鉴于现有法律规定和考核机制，检察院提起抗诉都是慎之又慎的。然而对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案件，有些法院不是严格执法，秉公办理，对检察院的抗诉，不是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而是尽可能维护本系统利益、声誉和权威，坚持已经作出的判决和裁定，不是万不得已，坚决寸步不让，尽可能“维持原判”。面对这种情况，检察院是既尴尬又无奈。原因在于法律虽赋予了检察院的审判监督权，但并没有赋予检察院审判监督的强制权，检察院虽是监督者，但其抗诉意见，既不能自己说了算，也不是由中间机构来进行评判，而是由审判机关来来作出裁决，即由作为被监督者的法院来对作为监督者的检察院的监督意见作出裁决，决定是否服从该监督意见。这就使得检察院的监督不具有法律上的权威性，对法院就失去了约束力，抗诉不能成功就成为了常态。
四是在客观上，由于法律的概括性和模糊性、案件的复杂性和不可还原性，使得检察院和法院对法律的认识和理解可能存在差异，对案件事实和证据认定也存在不同见解，导致双方在法律适用和证据采信上难以达成一致。同时法定的量刑幅度跨度较大，比如法律规定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就有八年的幅度，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量刑幅度更是含括了三个刑种。还有许多法定、酌定量刑情节，如“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从从轻到减轻到免除处罚，其量刑不仅能跨越多个刑种，甚至能免予刑事处罚。这些规定，由于其刑期、刑种跨度大，又没有具体、详细、规范可操作的量刑准则，全凭法官自由裁量，使得法院自由裁量权过大。只要法院的裁判在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内，即使明知该裁判有失公平，检察院也难以提出抗诉，即使抗诉也难以成功，这必然影响抗诉效果。

二、强化刑事审判监督的制度建议
1. 赋予检察人员庭审违法纠正权，变庭后监督为庭中监督。当检察人员在庭审中发现审判违反法定程序时，可视情况灵活地进行监督。如果违反程序情形轻微，可当庭口头纠正，督促法庭接受并改正。如虽违反法定程序，但不致影响公正审理的，也可以不当庭纠正，而在庭后向审判人员口头提出纠正意见，防止再次出现同样问题，既保证庭审正常进行，又使庭审监督落到实处。如违反法定程序情形比较严重，或侵犯当事人的正当权益，或会影响公正审理，或法庭对口头纠正意见不予接受，公诉人可建议休庭，并立即向本院检察长报告，以人民检察院的名义向法院发出书面纠正意见。
2. 加强对法院庭外活动的监督。目前的审判监督仅限于庭内程序和审判结果两个方面，不合理的缩小了监督范围，应把监督扩大刑事审判的每个环节。首先要把法院庭外证据调查核实等庭外程序，庭前向上级法院请示等可能侵犯当事人权益的问题纳入监督范围，尤其要加强对自诉案件的监督。同时在立法和制度层面上做出规范、合理、科学、操作性强的规定，使检察院能够真正履行对法院庭外监督职责。
3. 加强对简易程序案件的监督。目前全国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约占全部案件的40％，检察机关有必要加强对适用简易程序案件的监督。一是加大简易程序案件的出庭工作力度。对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尽可能派员出庭，尤其是对监督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案件、有一定社会影响的案件、被告人可能翻供的案件、有辩护人出庭的案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被害人要求检察院派员出庭的案件以及其他有必要派员出庭的案件，均应派员出庭。对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一旦出现不宜适用的情形，应及时建议法院变更为普通程序。二是对不派员出庭的简易程序案件，可根据具体情况派员旁听庭审，发现问题，及时报告。对既未派员出庭，又未派员旁听的案件，要注意与法院沟通。三对简易程序案件应依法提出量刑建议，加强对案件判决裁定的审查，对符合抗诉条件的案件应依法抗诉，以有效维护司法公正。
4. 赋予纠正违法通知书强制性效力。检察院依法发出的纠正违法通知书，法院必须予以正式书面答复，同时对其违法行为进行纠正，造成损失的还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法院不进行纠正，或不通过书面形式正式答复，检察院可发出督促通知，并予以相应的惩戒。这需要在立法层面上规定相应的监督制度，赋予检察院相应的权力，在监督范围、内容、程序、方法和法律后果等方面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使检察院的监督有法可依，有章可从，从而能够真正履行宪法所赋予的法律监督职能。
5. 强化检察抗诉权
⑴必须抗诉权。由立法和司法机关通过调查研究，根据法治的要求，通过立法的方式，制定规定和标准，当法院判决和裁定违反这些规定或标准时，案件承办检察院必须在一定的期限内提请抗诉。如没有提请抗诉，或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请抗诉，案件承办人必须书面说明原因，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如果检委会认为理由不是正当、充分，可督促案件承办人提请抗诉，如案件承办人仍不提请抗诉，则根据相应规定和程序对其予以惩戒。如果检委会认为理由正当、充分，可不提请抗诉，但必须报上级检察院备案。同时将抗诉决定权配置给案件承办检察院的检委会，对检委会认为应抗诉的案件，上级检察院应当支持抗诉（特殊原因例外，法律应作出例外规定）。作为配套措施，改革现行考核机制，科学设置考核目标，使其更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减少考核机制对抗诉工作不应有的制约，以法律的手段督促检察院及时抗诉，扭转当前检察院不愿也不敢抗诉的局面，确保法律赋予的抗诉权得到切实落实。
⑵强制审判机关说明理由。对于检察院抗诉的全部案件，法院都必须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作出判决或裁定。如果法院“维持原判”，则必须在裁判文书上充分说明裁判理由。如果检察院案件承办人认为法院说明理由不合法不充分，可提请检察委员会讨论，如果检察委员会也认为法院的理由不合法不充分，可以由检察长向人大报告，提请人大进行监督，由人大向法院进行质询，而法院必须予以公开答复。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蔬菜生产
保障市场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的通知

国发〔2010〕2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蔬菜生产和市场供应工作，通过实施“菜篮子”工程等政策措施，促进了蔬菜生产和流通快速发展，蔬菜产量大幅增长，品种日益丰富，质量不断提高，市场流通体系逐步完善，基本满足了城乡居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要。但近年来，由于一些地区“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弱化，措施不落实，蔬菜生产水平和组织化程度依然偏低，流通设施能力不足，造成部分大城市蔬菜自给率过低、蔬菜价格大起大落、农民“卖菜难”和居民“买菜贵”并存等问题日益突出。对此，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强化“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加大政府调控力度，把解决当前问题和建立长效机制结合起来，采取更加有针对性的措施，进一步促进蔬菜生产，保障市场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切实强化“菜篮子”市长负责制
　　（一）稳定和提高大城市蔬菜自给能力。大城市特别是城区人口在百万以上的大城市人民政府要切实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增加投入，稳定和增加郊区蔬菜种植面积，调动和保护菜农的种菜积极性，切实提高本地应季蔬菜的自给能力。要抓紧制定郊区“菜篮子”建设发展规划，实行菜地最低保有量制度，进一步加强对老菜地的保护，在城市周边地区合理规划建设新菜地。实行更为严格的占补平衡和补偿机制，征占菜地的补偿标准要严格按当地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区片综合地价执行。提高大城市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收取标准，用地单位缴纳的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必须全部用于建设新菜地和发展蔬菜生产。要统筹使用土地出让收入，加大对蔬菜生产设施的支持力度。
　　（二）加强城市蔬菜批发和零售市场的建设、服务与管理。城市人民政府要高度重视蔬菜批发和零售市场在保障居民消费中的重要作用，合理规划布局蔬菜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和社区菜店，保证批发市场和菜市场建设用地。要增加零售网点，积极推进规范型菜市场发展，在特定时段为流动菜摊开辟专门销售区域，方便居民购买。要对蔬菜农贸市场和社区菜店建设给予必要的补贴，重点整治农贸市场和超市乱收摊位费及其他各种名目收费等不规范行为，切实解决摊位费过高的问题。要督促和引导农贸市场、社区等提高服务意识和水平，为零售商贩经营创造便利。要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对经销商销售冒充“无公害”、“绿色”、“有机”蔬菜及哄抬菜价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要加强对市场销售蔬菜的检验检测，保证质量安全。对符合标准的配送蔬菜等生鲜农产品的厢式货车，要通过发放特别通行证等措施，允许其24小时进城通行和便利停靠。
　　（三）强化城市蔬菜供给应急能力建设。城市人民政府要抓紧制定和完善本地区蔬菜市场供应的应急预案，保障本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和社会稳定。要根据消费需求和季节变化，建立适合本地区的蔬菜储备制度，确保重要的耐贮存蔬菜品种5－7天消费量的动态库存；制定异常情况下保障城市低收入居民蔬菜基本消费需求的救济办法，保证其基本生活水平在蔬菜价格大幅上涨时不降低。
　　为保证上述措施落到实处，要建立健全“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的考核评价体系，加强对生产、流通各环节的综合考核，将菜地和种植保有数量、重要蔬菜产品自给率、蔬菜价格异常波动、蔬菜产品质量安全合格率等重要指标进行量化，作为市长负责制的内容。大城市人民政府要抓紧制定落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的具体工作方案，并在2010年10月底前报省级人民政府。11月底前，各省级人民政府要将本地区落实情况报国务院。农业部、商务部、工商总局、发展改革委要会同有关部门开展专项督查。
　　二、加强蔬菜重点生产基地建设
　　发展改革委要协调有关部门，在整合现有各类资金和扶持政策的基础上，按照有关规划，进一步加大对重点蔬菜生产基地建设的支持力度，改善菜田基础设施条件，配套建设蔬菜产后预冷处理设施等，提高蔬菜生产水平和重要时节的应急供应能力。鼓励大城市到蔬菜优势产区建立生产基地，保证稳定的供应渠道。鼓励银行金融机构加大对蔬菜生产的信贷支持力度，改进金融服务。保险公司要完善蔬菜保险产品，积极引导菜农投保，有条件的地方可对保费适当给予财政补贴。农业部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蔬菜种质资源创新和良种培育，加大先进适用技术推广应用力度，安排一定比例的种子工程投资，用于蔬菜品种改良中心和良种繁育基地建设，提高优良种苗供应能力，完善农技推广服务体系。进一步加强蔬菜质量安全工作，加快建立高产、高效、优质、安全的蔬菜产业约束机制。支持蔬菜标准园创建工作，推进标准化生产。加强对蔬菜病虫害统防统治、菜地质量修复与平衡施肥等技术指导，依法严禁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推广使用蔬菜良种和高效低残留农药（含生物农药），有条件的可实行重点品种免费供种供药。制定蔬菜种植环境污染物的限量标准，并加强监测。建立质量安全检测及追溯机制，严格产地准出制度。
　　三、改善蔬菜流通设施条件
　　加快推进农产品冷链物流发展，发展改革委要安排专项资金加强产地蔬菜预冷设施、批发市场冷藏设施、大城市蔬菜低温配送中心建设，推广节能环保的冷链运输车辆及相关配套设备。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农业部要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继续实施农产品批发市场升级改造工程和“双百”市场工程，加快产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在产销衔接和市场调控的重要地区，升级改造一批带动能力强、辐射大城市销区的大型蔬菜批发市场。推进标准化菜市场示范工程建设，支持城市菜市场的建设改造。发展改革委、铁道部要加强产销地铁路专用线、铁路冷藏运输车辆及场站设施建设，发挥铁路运输的比较优势，促进大批量、长距离蔬菜的铁路运输。
　　四、完善“绿色通道”政策
　　省级人民政府要进一步落实和完善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对整车合法装载运输鲜活农产品的车辆免收车辆通行费。交通运输部要会同有关部门抓紧研究解决扩大“绿色通道”政策覆盖的蔬菜品种范围，以及由于少量超载和少量混装其他农产品而产生的整车全程收费等问题。同时，地方人民政府和有关重点企业要加强与铁路部门的沟通协调，铁路部门要及时掌握蔬菜运输需求，妥善做好运力安排，优化运输组织，适时组织开行蔬菜的班列，支持蔬菜运输。
　　五、提高蔬菜产销的组织化程度
　　农业部要进一步加强工作指导，加大支持力度，扶持蔬菜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提高蔬菜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商务部要以“农超对接”等工作为抓手，积极引导大型零售流通企业以及学校、酒店、大企业等最终用户与产地蔬菜生产合作社、批发市场和龙头企业等直接对接，提高零售环节产销对接的蔬菜流通比重，降低营销费用。为切实解决农民“卖菜难”和居民“买菜贵”的问题，各级人民政府要对各类蔬菜产销对接活动予以积极扶持，引导产区和销区建立稳定的产销关系，促进蔬菜合理有序流通。
　　六、强化蔬菜信息体系建设
　　发展改革委、农业部、商务部要根据部门职责分工，协调配合，抓紧研究建立覆盖主要蔬菜品种的生产、流通、消费各个环节的信息监测、预警和发布制度，对种植面积、产量、交易量、库存量及价格进行及时监测，扩大监测品种和范围，在大型蔬菜批发市场建立主要蔬菜品种的交易量、批发价格的日监测制度，提高信息传递效率，强化对蔬菜生产、市场和价格走势的分析预警，按照公开、透明的原则，通过政府和部门网站、主流媒体以及手机报等新兴传播平台，加强舆论引导，及时发布相关信息，积极引导蔬菜种植户、经营者合理安排生产和经营活动，稳定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的市场预期；要积极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提倡节约，减少浪费。要加大对捏造、散布虚假价格信息的新闻媒体、经营者或个人的监督查处力度，防止不实信息误导市场。
　　七、统筹抓好当前“菜篮子”产品生产供应
　　今年入汛以来洪涝灾害频发，也给蔬菜生产供应造成一定影响。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要积极采取措施，认真做好当前蔬菜恢复生产和市场供应工作，确保价格基本稳定。同时，要继续落实好《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统筹推进新一轮“菜篮子”工程建设的意见》（国办发〔2010〕18号），抓好肉蛋奶和水产品等“菜篮子”产品的生产与市场供应，继续落实好国家关于支持生猪和奶业等稳定发展的政策措施。针对洪涝灾害给蔬菜生产和畜禽水产养殖造成的损失，抓紧制定支持菜地大棚、畜禽圈舍、池塘网箱等灾毁设施修复重建的政策措施，实行种苗补贴，搞好饲料供应，帮助迅速恢复生产。要加强生产和市场监测预警，及时发布信息，积极组织货源，做好区域调剂，及时动用储备，严厉打击囤积居奇、欺行霸市、串谋涨价等不法行为，维护正常市场秩序。
　　做好促进蔬菜生产保障市场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工作，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从管理好通胀预期、进一步贯彻中央“惠民生”方针政策和保护农民利益的高度，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按照职责分工，把各项工作措施尽快落到实处，为经济社会保持平稳较快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国务院
　　　　　　　　　　　　　　　　　　　　　　　　 　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