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解放思想----- 浅议上海信息化立法

上海市信息法律协会 俞云鹤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
日前召开的中共上海市委九届三次全会要求：“以更加解放的思想观念，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更加扎实的工作作风，推动上海在新起点、高水平上攀登新高峰。”
可以预见，在2008年这新的一年，“解放思想，攀登新高峰”，必将成为上海全市各项工作的共同基调，上海信息化立法也不例外。笔者作为信息法律协会的工作人员，一直关注着上海信息化立法，曾经写过一篇短文《信息化立法：上海应向兄弟省市学习》。现在，面临“解放思想，攀登新高峰”的形势，愿敞开思想，就上海信息化立法谈些一己之见，起个抛砖引玉作用，以期对促进上海信息化立法尽微薄之力。
上海信息化立法要开创新局面，攀登新高峰，需要做很多工作，关键是首先要解放思想。当前，就要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和上海市委全会关于解放思想的精神，要切实做到上海市委全会提出的“五不”，即“不背过去成绩包袱，不受习惯做法束缚，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受现有知识局限，不受地域观念限制。”
解放思想，就要不背过去成绩包袱。近年来，随着上海信息化建设和信息产业的飞速发展，上海信息化立法也取得了不少成绩。为了完善信息化法治环境，上海先后出台《上海市社会保障和市民服务信息系统管理办法》、《上海市社会保障卡管理办法》、《上海市公用移动通信基站设置管理办法》、《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上海市企业信用征信管理试行办法》、《上海市个人信用征信管理试行办法》和《上海市公共信息系统安全测评管理办法》等政府规章，有关部门也出台了不少配套的规范性文件。2007年上海市政府经认真审议，发布了《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十一五”规划》，有关部门经市政府审定批准相继出台了《上海市信息产业“十一五”发展规划》、《上海市电子商务发展“十一五”专项规划》、《上海市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十一五”发展规划》、《上海市信息化法治建设“十一五”规划》等配套专项规划和行业规划。上海信息化立法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不应当对这些成绩估计过高，乃至背上包袱。事实上，上海信息化立法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比如，上海信息化建设和信息产业规模在全国是名列前茅的，但是上海信息化立法很难说也名列前茅，还存在一些影响较大的问题。比如上海至今没有一部综合性的规范全市信息化建设的地方性法规或者政府规章，在一些信息化建设的重要领域，如电子政务、电子商务、信息安全、无线电管理等方面的地方立法相对滞后，信息化法治环境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因此，不背过去成绩包袱，才能解放思想，明辨方向，开创新局面，攀登新高峰。
解放思想，就要不受习惯做法束缚。多年来，上海立法机构和政府法制部门，在立法方面形成了一些不成文的习惯做法。比如在地方性法规或者政府规章立项时，一般不采取制定综合性法规，而采取制定针对性、操作性强的单项法规的做法。以上海信息化立法为例，至今没有一部综合性的信息化地方性法规或者政府规章，原因很多，但上述习惯做法可能是重要原因之一。应该说，制定单项法规的习惯做法，在以往还是很有效果的，不能全盘否定。但是，面临上海目前推进“四个率先”、建设“四个中心”的新形势，上海信息化立法如果仍然热衷于制定单项法规的套路和观念，恐怕就会落后于形势，不利于继续保持上海在全国信息化建设中的排头兵地位。比如在全国四个直辖市中，北京、天津在2007年分别制定了《北京市信息化促进条例》、《天津市信息化促进条例》，重庆在2005年发布了无线电管理的政府规章，而我们上海至今没有一部综合性的信息化法规，《上海市信息化促进条例》还没有正式进入立法程序。由此看来，上海信息化立法要改变现状，符合上海作为全国信息化建设排头兵地位的形象，就必须改变以往习惯思维和做法，在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上狠下功夫，开创上海信息化立法的新局面。
解放思想，就要不为任何风险所惧。地方信息化立法确实不容易，一是信息化建设日新月异，信息化涉及的法律问题是全新的，信息化立法的难度很大；二是地方信息化立法的上位法很少，国家法律中真正称得上信息化法律的仅仅一部《电子签名法》，因此地方信息化立法的法律依据往往缺乏；三是地方信息化立法涉及的不少法律关系是跨省市甚至跨国界的，这些法律问题的界定和处理，往往不是某个地方立法机构或地方政府能妥善解决的；四是地方信息化立法方面的人才，相比其他领域立法人才而言，确实比较缺乏，有待于深入贯彻落实人才兴国战略，建立一支通晓信息化知识的立法人才队伍。因此，要搞好地方信息化立法，确实是有所风险和挑战的。然而，世界关注中国，全国关注上海，上海是全国信息化建设的排头兵，上海信息化立法面对风险和挑战，没有任何退路，必须切实遵照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在信息化立法上有所作为，有所创新，使上海信息化立法如同上海信息化建设一样，也成为全国的排头兵。
解放思想，就要不受现有知识局限。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我国也迎来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当前上海正处在努力实现“四个率先”、加快建设“四个中心”的关键时期，正在全力推进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建设。面对这样全新的形势，要搞好上海信息化立法，就必须与时俱进、更新知识，以正确、完整、优化的知识力量作支撑，加快上海信息化立法的进程，保障上海信息化立法的质量。为了在立法中不受现有知识局限，应当从体制机制上采取一些改革创新措施，比如除了通过各种教育培训和专题学习努力提高专职立法人员的素质和水平外，在相关部门建立信息化专家咨询制度，在进行信息化重大决策和地方立法时，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不失为一项有效的不受现有知识束缚的措施。上海市信息委实行这项制度已有多年经验，而天津则在2007年9月发布的《天津市信息化促进条例》中明确规定：“本市建立信息化专家咨询制度。信息化的决策、规划、标准制定、重大项目建设，应当经过专家论证或者听取专家意见”，这在全国信息化立法中是个首创。
解放思想，就要不受地域观念限制。上海信息化立法属于地方立法，从法律适用的角度看，仅对上海市行政区域具有管辖作用。然而，上海作为中央和全国各地十分关心的改革开放前沿城市，上海的发展与全国各地的发展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上海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全国。因此，中央要求上海努力实现“四个率先” ，率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率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率先推进改革开放，率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利更好地服务全国。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信息化立法，就不仅仅是上海自己的事情了。上海信息化立法的进程和质量，势必会对上海周边、长三角区域乃至全国各地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因此，同上海其他工作一样，上海信息化立法也要不受地域观念限制。在进行信息化立法时，应当自觉把上海放在全国、长三角区域、周边地区的大格局中来看问题、商对策、定措施， 以更开阔的眼界，更宽广的胸怀，更宏大的气魄，更扎实的措施，又好又快地推进上海信息化立法工作。





当事人自行委托鉴定的认定

北京大兴法院经济庭 张彬 苏前伟


当事人自行委托鉴定结论如何认定， 一直是司法实践中较难把握的问题，各法院的做法不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第28条指出，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有关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另一方当事人有证据足以反驳并申请从新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该条规定实际上赋予了自行委托鉴定结论应有的法律地位，弥补了现行法中的不足。原因有两点：其一，从举证责任的角度来所，当事人为其诉讼主张提供证据是当事人的义务。充分贯彻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其二，从诉权的角度而言，将自行鉴定的结论作为证据提出，也是当事人的诉讼权力，即双方当事人可以享有充分利用鉴定结论作为证据方式来证明自己提出的主张，或用以反驳对方提出事实主张的权利。
笔者认为，该条规定实际是对自行鉴定有条件的承认。办案人员对鉴定结论的审查是决定其是否能被采信的前提，鉴定结论本来专业性较强，自行鉴定有可能受委托方的极大影响。而鉴定机构往往只对当事人提供的材料进行检验、分析、判断，并不对送检材料的来源、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审查。因此，对自行鉴定的审查是十分必要的，而且要更加严谨。审查应针对鉴定主体是否具有相应的资格；鉴定过程是否合法；鉴定所依据的标准是否符合本案当事人的约定或法律的规定；最后还要仔细查看鉴定书的形式及内容。
通过审查后，该结论应定位于证据种类中的鉴定结论，而非证人证言。因为鉴定人实际并不了解案件的事实，只是运用其专门知识及技术条件对某一专门问题作出判断。定位于鉴定结论也可以避免改变了民诉法中传统证人的概念。另外，鉴定结论还需经过当庭质证，即做出鉴定结论的专业人员作为鉴定人当庭接收当事人的质询。特殊原因无法出庭，经法院准许，可以书面答复当事人的质询。如果对方当事人有足够的证据反驳并申请重新鉴定，法院应予准许。相反，如果对方当事人没有足够的理由反驳，则法院应认定该鉴定结论的证明力，作为定案的依据。
如果自行委托的鉴定机构不具有相应的鉴定资格，但其鉴定程序并不违法，则鉴定结论也不应完全否定，可以将其认定为证人证言。作出鉴定结论的人应当作为证人出庭接受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