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死刑犯及其妻子生育权的法理阐释

张晓涛


摘要：何谓生育权？死刑犯及其妻子有无生育权？死刑犯及其妻子生育权的自由价值应平衡于安全和秩序的价值之中，因此，其出径在于保障死刑犯及其妻子生育权的同时予以限制。在死刑犯及其妻子生育权之是否享有生育权的问题上，出于不同的价值立场，则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是法之价值选择中的对立与统一的结果的表现之一。既然我国刑法并没有剥夺死刑犯的生育权，严格地讲，仅仅是对死刑犯之生育权的实现方式上进行了不明确的规定。所以，有必要对死刑犯及其妻子的生育权提供现实可行的保障途径。唯有如此，才符合人道----正义价值的需要及法治文明的进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作为对生育权载体的人之生命的否定，自然，对于所有载体于人的生命之权利而言，都将变得模糊和几乎没有丝毫意义！
关键词：死刑犯 生育权 法的价值 价值权衡
Abstract: What are reproductive rights? Do the death and his wife have reproductive rights ? The rights to reproductive freedom for the death and his wife should be balanced in the value of security and order, therefore, a trail is to protect the reproductive rights for those facing the death and his wife , also to be restricted. In the issue of whether to sharing the reproductive rights for the death and his wife , for different values position, it may leads to different conclusions, is one of the performances for the antagonism and uniform results to the value options of law . Since China's criminal law does not deprive those reproductive rights, strictly speaking, only to the reproductive rights of those facing the death of a way of the realization of uncertaint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provide realistic guaranteed ways for the death and his wife's reproductive rights. Only by so doing can we meet the needs of humanity ---- justice and the rule of law and civilized values progress! "Without the skin, how can the hair stand? "As a negative to the carrier of reproductive rights for the life of a person , naturally, for all carriers in the lives of rights will become blurred and almost do not have the slightest significance.
Key words: death ; reproductive rights ; values of law ; weigh the value

1. 界定：生育权的概念解析

生育权，顾名思义，也就是生殖和抚育的权利或自由。那么，何谓生育呢？在社会学意义上，生育的涵义极为广泛。费孝通先生在其著名的《生育制度》一书中就将“生育制度”界定为有关求偶，结婚，生殖，抚育的各种人类活动的有机组织的体系。[1] 在这一概念中，“生育”包括求偶，婚姻，生殖以及抚育等各项活动。显然，这一概念并未为我国立法所采用。
目前，就实体法而言，我国已有的部门法对有关生育权的问题作了一些规定。1992年的《妇女权益保护法》规定：“妇女有按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子女的自由。”
2001年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这两部法律对生育自由或生育权的概念均未做出解释，并且，对“生育”的界定也不一致：前者将“生育”界定为“自由”，而后者将“生育”界定为“权利”。
生育权的法律解析如下：
生育权，生育权利或生殖权利在英文中为Reproduce Rights [1]。我国一些学者认为，生育权是“人权中生存权利的组成部分”。在法律上，生育权有两个概念，一个是生育的自由；另一个是生育的权利。此定义是从我国推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之角度来阐释的。国外也有一些研究者认为，生育权是个人隐私，身体完整权的延伸，属于个人权利。
所谓生育权，是指生育主体享有依法生育或不生育的自由以及在自主的为生育或不生育行为时受到阻碍、侵害时，有请求法律保护的权利。[2] 据此，生育权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生育权是一种法律上的自由或者说生育权是一种形成权。
在法律上，自由（freedom）问题是人的认识，生存与发展同自然界，社会的关系问题。从一般角度来讲，自由就意味着人，主体的充分的自我实现。[3] 正如马克思所言：“自由不仅包括我靠什么生存，而且也包括我怎样生存。不仅包括我实现自由，而且包括我自由的实现自由。”[4]
生育权是一种自由，亦即在生育权主体行使生育权时，不存在生育权主体与他人之间的特定法律关系。保护生育权，实际上是为了更好的保证生育自由的实现。在生育这个问题上，笔者认为，首先是自由的问题，然后才是权利的问题。
其次，生育权是一种法律权利 。
法律对自由的保障并不局限于确立法律上的自由原则，更重要的是，在具体的法律制度，法律规范中体现和规定自由的内容，并且设定相应的控诉制度和公正审判制度。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步，就是将一般的社会自由上升为法律上的自由权。[5]
当然，同自由一样，权利也是个涵义极为混乱的概念。德国哲学家康德曾经有点无可奈何地说：问一位法学家“什么是权利？”就好像问一位逻辑学家“什么是真理？”一样使他感到为难。[6]但这并不意味着权利概念是不能界定的。
既然生育权是一种形成权，那么生育权行使的结果便是设定各种法律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在这种法律关系中，相关各方主体均不能以自己的行为改变这种法律关系，并且只能承受这种法律关系。
再次，生育权是一种身份权。
人身权是自然人固有的民事权利，其存在和享有与自然人的意志无关。无论自然人个体有无实际行使这种权利的能力，以及是否意识到自己人身权利的存在，它都是客观存在的。同时，生育权的实现表现为人身权中的一种身份权。也就是说，生育权的存在不是以个人为基础，而是以婚姻关系的存续为前提。虽然现代社会存在大量婚外生育的情况并且其子女的权利亦受到法律的保护即与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的权利。然而，这并不是说国家赞同或鼓励婚外生育，而是说法律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一律平等。因此，生育权是夫妻双方享有的一项权利，这就意味着一方不能强迫另一方来实现这个权利，也就是说，生育权是一种身份权。日常生活中的“身份”之概念与法律上的“身份”概念不同。在法律上，身份特指自然人在亲属身份关系以及其他非亲属的社会关系中所处的状态或地位，以及由该种状态与地位所产生的与其身份不可分离并且受到法律保护的利益。但对于身份权的界定自近代以来学者们各执己见。如：佟柔先生认为：“所谓身份权是指权利主体基于一定的身份所产生的人生权利，如亲权，监护权，婚姻自主权等等。身份权是为维护公民一定身份所必需的人身权，他多发生在有血缘联系，婚姻联系的亲属之间。”[1] 史尚宽先生认为“身份权亦称亲属权，为由身份关系所产生的权利。广义的身份权包括亲属法上以及继承法上的权利。最基本的身份权为父母，为丈夫，为亲属，也可称之为根本的身份权。身份权系指由此根本的身份权分出之具体的权限或此等权限的集合。”[2]

2. 争议：死刑犯及其妻子有无生育权

2001年5月，浙江省舟山市发生了一起故意杀人案引发了学界关于死刑犯及其妻子有无生育权的大讨论。其基本案情如下：
2001年5月29日，浙江省舟山市海口港城贸易有限公司职工罗锋因琐事与公司副总经理王莹（女）发生争执，并将王杀死。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罗锋死刑。一审宣判后罗锋不服，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其间，罗锋的新婚妻子郑雪梨向法院提出了一个在传统司法实践看来似乎荒唐之极的请求：“请让我借助人工授精怀上爱人的孩子！”。一审法院以无先例为由拒绝了郑雪梨的请求。此后，郑雪梨又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的申请，然又被拒绝。2002年1月18日上午，罗锋被执行死刑。[3]
此案一经新闻媒体的报道，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之广泛关注，成为群众议论的焦点。同时，也给法学理论界及司法实践提出了新的挑战：死刑犯及其妻子究竟有无生育权？
就目前的法律规定而言，对死刑犯及其妻子的生育权而言，主要存在一下相关规定：我国《婚姻法》第16条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根据该条之规定，生育权的主体是夫妻双方，也就是说，夫妻双方对生育与否享有选择权。但该法作为规范婚姻家庭关系的专门法并未涉及生育权的详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护法》第47条规定：“妇女有按国家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子女的自由。”该法从原则上规定了妇女生育的权利，其立法的前提是男性的生育权是不言而喻的！是为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而制定的旨在实现法的平等价值的部门法。从2002年9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7条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双法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该规定明确了公民享有生育权，但在实践中对死刑犯及其妻子是否适用以及如何实现死刑犯及其妻子的生育权亦是众说纷坛。
当前，对于死刑犯及其妻子生育权是否享有生育权的问题，国内学者主要存在以下三种学说：

2.1 肯定说

持肯定说的学者认为，我国宪法虽无明文规定生育权，但宪法及有关法律均有保护人身权的相关规定。显然，生育权属于人身权的一种，我国宪法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就应当保护隶属于人身权的各种人身权利，理所当然包括生育权。而且，宪法保护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属于一种消极权利，亦即就这些基本权利而言，不是权利主体行不行使的问题，而是这些基本权利不为非法侵犯和任意干涉的问题。（注：笔者将基本权利的这种属性称之为基本权利的消极性。）
对于公民而言，法律没有禁止的均是可以做的；对于政府而言，法律没有允许的均是不可亦做的。法律对公民权利的阻碍必须由事先的法律明文规定。如果没有明示，那么，权利便不受限制。就法治而言，法治原则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根本的内涵即：公民的自由存在于法律没有禁止的任何空间。包括生育权在内的人身权，是指作为一个人，他理所当然应具有的权利，比如姓名，肖像，身体健康，自由，隐私等等。身份权是民事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将被剥夺生命的死刑犯能否享有生育权，关键是看他是否受民事法律的保护。既然民法依然可以适用于死刑犯，那么，死刑犯及其妻子即享有包括生育权在内的身份权。

2.2 否定说

持否定说的学者认为，刑法及刑事诉讼法所力图构建的首要价值是国家和社会的安全与秩序。因此，当人们的行为危及国家和社会的安全，秩序并依法被判处死刑时，死刑犯的个人权利包括生育权就会受到剥夺或限制（法律另有规定者出外----笔者注）。其中，也包括同居权，而没有同居权，生育权自然无法实现。

2.3 折衷说

持折衷说的学者认为，任何公民均享有宪法规定的基本人权，以及虽未为宪法所规定但亦未为宪法所禁止的自然权利，即公民具有权利能力。所谓权利能力，是指能够参与一定的法律关系，依法享有一定的权利和承担一定义务的法律资格，是法律关系主体实际取得权利，承担义务的前提条件。[1] 与法律关系主体权利能力相对应的是其行为能力，即法律关系主体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实际取得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能力。[2] 基于公民的权利能力及行为能力的可分性，故而，死刑犯及其妻子享有生育权。然由于死刑犯不具有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而不具有行为能力，从而使另一方（即其妻子）的行为能力亦难以实现。因此，其既不同意死刑犯及其妻子没有生育权的观点，又否认死刑犯及其妻子享有与其他公民之同等生育权的观点。他们认为，死刑犯及其妻子享有不完整的生育权，亦即是一种受限制的生育权。
笔者赞同折衷说。理由在于：价值观念的出现，以主体与客体的分化为前提，表明客体主体化的过程。“法律的历史表明，人们始终是在推崇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和坚持严苛详尽的规则之间来回摆动。”[1] 一个法律制度之所以成功，乃是因为它成功地在专断权力之一端与受限权利之另一端达到了平衡并维持这种平衡。这种平衡不可能永远维续下去，文明的进步会不断的使法律制度失去平衡；而通过把理性适用于经验之上，这种平衡又会得到恢复。而且，也只有靠这种方式，政治组织社会才能使自己得以永久的存在下去。[2] 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认为，安全，自由和平等三种价值及其冲突构成了法律制度的基础 。[3] 因此，在安全与自由自间，我们只能最大限度的寻求二者之间的均衡和动态中的静态，而不可偏执于自由和安全价值中的一方，否则，就会陷入价值取向上的二元对立模式。其后果不是矛盾和冲突的解决，恰恰相反，而是二者价值冲突的激化！后果不堪设想。
鉴于以上原因，笔者认为，死刑犯及其妻子生育权的自由价值应平衡于安全和秩序的价值之中，因此，其出径在于保障死刑犯及其妻子生育权的同时予以限制。具体的保障措施及限制条件，笔者将在下文予以阐释。
建立西部地区多元化和谐社会构建网络的设想

重庆市三峡监狱——王 俊


主要内容：就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不断扩大、分配不公矛盾凸显的具体情况而言，充分利用现有社会资源，建立适合西部发展的政府、企业、志愿者组织平等参与的多元化和谐社会构建网络，具体说就是一种以政府为主线，将西部地区充足的企业和志愿者组织等公益服务资源串接起来，编织成推动西部和谐社会建设的大网，才是西部地区进行和谐社会建设的最佳模式。
主题词：政府 企业 志愿者组织 和谐社会 网络

当前影响西部地区和谐社会建设有诸多的因素，其中最突出的是：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加剧；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公共资源分布不均衡；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不断扩大，分配不公矛盾凸显等等。这些矛盾和问题在社会经济转型期纵横交织，错综复杂，构成了横亘在西部地区和谐社会建设道路上的一大障碍，如果这些矛盾不及时加以解决的话，随时都有可能引发社会危机。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政府包揽一切管理职能、承担全部社会压力的传统做法显然已不能适应层出不穷、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日臻完善，社会保障需求的日益增多，公民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服务的意识逐步增强，“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管理体系必将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和发展。那么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就西部地区的具体情况而言，充分利用现有社会资源，建立适合西部发展的政府、企业、志愿者组织平等参与的多元化和谐社会构建模式，具体说就是一种以政府为主线，将西部地区充足的企业和志愿者组织等公益服务资源串接起来，编织成推动西部和谐社会建设的大网，才是西部地区进行和谐社会建设的最佳模式。
一、建立多元化的和谐社会构建网络是西部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由之路
目前西部地区的基础情况主要表现为：生态结构趋于单一、生态环境更加脆弱、生物多样性锐减、自然灾害不断加剧。西部地区与十多个国家接壤，陆地边境线长达12747公里，土地面积541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56%，目前有人口约2.87亿，占全国人口的22.99%。西部地区疆域辽阔，人口稀少，经济欠发达、人口受教育的程度普遍偏低，全国尚未实现温饱的贫困人口大部分分布于该地区，也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区域，民族关系复杂。从以上的现实情况我们应当清晰地看到，就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条件而言，无论是物质基础还是人文环境，西部地区与东、中部地区相比都有着相当大的差距。就前段时间发生在西藏、青海、四川、甘肃的暴乱事件来看，切实拉近民族距离，形成融洽的民族关系，构成牢固的和民族分裂势力做斗争的民族防线，构建民族之间的和谐氛围也是目前西部地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点。就民生建设方面来讲，虽然我国的社会保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资金不足、效益不高等一系列问题使得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仍存在很多缺陷。那么在这样一种状况下，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问题光靠政府有限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更深入更细致的工作还需要我们全社会投入更多的力量去做。因此，我们应秉承“有条件的社会共同责任”原则，使全体社会成员都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参与者和受益者，特别是通过对西部地区的特别保护来达到对全社会的共同保障，从而维持社会的稳定，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
就西部地区的和谐社会建设来讲，众多的志愿者组织和企业可成为除政府以外的两大主要力量，充分发挥其对政府的有益补充作用。据了解，截止2007年底，我国有社区志愿者组织27万余个，比2006年增加了3倍多，社区志愿者2000多万人，比2006年增加了200多万人，其中注册社区志愿者567万余人，全国累计有2．68亿多人次的青年和社会公众在扶贫开发、社区建设、环境保护、大型活动、应急救援、海外服务等领域提供了超过61亿小时的志愿服务。就企业方面而言，西部本地区也有相当丰富的地方企业资源可以利用，东中部地区企业也在逐渐关注向西部地区的”反哺”问题，国家性质的西部地区“补偿机制”也必将建立。这样来看，由企业及志愿者组织所形成的和谐社会建设力量点已成星罗棋布之势，所缺乏的就是要有一根主线将这些力量点串接起来，形成一张强有力的大网。因此，政府有责任也有必要补上这个缺位，织就一个由政府协调指导、企业、志愿者组织平等参与的和谐社会构建网络。这样既弥补了政府和市场的某些缺位，又对社会资源进行了有效的聚合，不仅对于西部地区的和谐社会建设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对于企业、志愿者组织以及我国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也必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建立西部地区多元化和谐社会构建网络的现实意义
（一）、“多元化构建网络”搭建了一个建设平台，聚合了和谐社会建设资源，有利于减少和谐社会建设成本，提高社会工作效率
在进行和谐社会的建设中，政府在资源的支配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无论是对公权利的支配，还是对人、财、物的调配上都理所当然成为建设力量的主导。可和谐社会建设毕竟是一项系统工程，具有长期性、系统性、复杂性和反复性的特点。在西部地区和谐社会建设方面需要我们做的事情很多，特别是改善西部地区群众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环境、促进民族和谐方面等需要我们做的事情还很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政府的力量就显得相当有限了。政府只能从政策、资金上对和谐社会建设进行保证，起到一定的政策导向和资金支持的作用，可更具体、更微观的工作却并不一定是政府这只看不见的大手所能及的。和谐社会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说到底，并不是发几个文件下几道命令就能轻松解决的事情，而是需要西部地区乃至全国人民共同努力解决的事情。因此，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全国人民的积极参与。而在“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之下，将和谐社会建设交诸社会，充分调动庞大的社会资源，不仅可以降低政府建设成本，而且可以起到政府力不能及的效果。目前无论是企业还是志愿者组织，在开展公益活动时没有一个系统的组织领导，也缺乏专业性的指导，各方之间也没有形成有效的沟通渠道，造成援助缺乏针对性，重复性和不均匀相对突出，造成公益资源的极大浪费，相对增加了公益建设的成本。
“多元化构建网络”的建立，搭建了一个西部和谐社会构建平台，所有致力于西部和谐社会建设的有识之士，无论是公益组织、志愿者还是企业都聚合了这个平台之上，互相进行交流，由政府具体负责政府、企业和志愿者组织三方公益资源的协调和调配，并有针对性地对西部拟援助地区进行形势评估，为企业和志愿者组织提供导向性建议，从而有效避免了援助的盲目性和无序性。这样既避免了资源浪费，减少了建设成本，又提高社会工作效率，突出了援助的针对性和及时性，发挥公益资源最大的效益。同时定期进行援助后回访，为国家政策导向提供基础性资料。
（二）、有效指导企业对西部地区的公益投资，帮助企业形成具有适合自身特色的公益产业，形成健康、有效的公益产业格局，实现企业与西部的双赢
目前有越来越多的东中部地区以及西部地区的企业关注对西部地区的 “反哺”问题，也有不少的企业投入到对西部地区的援助活动当中来。但通过调查我们发现有一个现实问题不容忽视，那就是我们的企业在开展公益活动时还存在一些误区，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公益事业的稳步健康发展。
一是只注重“输血”而忽视“造血”。据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200余家企业之中，有95％以上的企业家认为捐款捐物就是对西部地区的援助；有99％以上的企业家不了解公益事业尚是一个很大的产业。而与这组数字相对应的，正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向西部落后地区的小学捐款、给贫困家庭的母亲资助、向贫困大学生进行资助等常见的公益援助形式。我们的企业在参与向西部地区援助的方式上，过于关注资金的投入，对其他方面的支持和投入还远远不够。而这种“输血”式的行为只能“治标”，远不能解决实质性的问题。其实，在这一领域中，跨国公司已经在改变以往企业捐赠的传统公益模式，走向公益创投、慈善创投，更加注重强调在技能方面提供相关的培训。如GE公司提供了先进的技术和方案为中国的能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产业做出贡献；飞利浦在云南历经3年多建立了10所医疗站，培训了300名乡村医生。与“输血”的短期行为相比，“造血”具有长期性。据了解，目前，外资在国内一个“造血”性的公益项目的投入时间平均超过3年。而它代表了未来企业参与公益事业的一个发展趋势
二是追求表面形式而忽略自身特点。贡献爱心，奉献社会，正在成为中国广大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一种行为准则。但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目前不少公司在参与公益项目时，不考虑本身特点，盲目跟风模仿，愈演愈烈。这两年，看到跨国品牌资助养老院、帮扶弱势群体，并获得社会广泛认可，一些企业心里就痒痒，在未能看懂这些国际品牌参与此类公益活动的深层原因之时，便不顾一切采取相同行动。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社会目的，反而糊里糊涂地玩了一把“烧钱”的游戏。事实上，跨国企业在参与公益事业时非常具有针对性，所参与的公益活动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相辅相成、与企业的所在领域顺应顺接。而企业最擅长做什么，可能在这方面恰恰对公益事业有所帮助。BP、壳牌是全球石油超级巨头。从上个世纪进入中国以来，一直在社会与公众树立维护中国环境的良好形象。前者开展了致力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绿色教育行动”，后者量身打造了鼓励设计并实施环保方案的“壳牌美境行动”，都在社会与公众中产生了很好的反响。
三是参与公益事业等同履行社会责任。在过去一段时期内，缺乏企业的大力参与，公益事业的发展相对缓慢。而中国市场开放后特别是在入世以来受到海外企业的影响，本土企业开始积极参与公益事业。而这其中不乏有国有企业或民营企业把做公益事业当成了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目前出现的这一现象，当年欧美也经历过了。这些制造企业对身边与自己相关联的事情并不十分关注，而把很大精力都投入在慈善活动上，一味热衷捐赠。随着社会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欧美国家的企业开始逐渐意识到，作为经营者，遵守法律法规是首要的，如营业法规、环境法规等。同时，对其它与生产相链接的人与物，也都要予以关爱。
至上世纪80年代起，进入中国的跨国企业按照一套完整的社会责任体系在演绎，其核心内容由三大方面组成：一是遵守基本法律，注重质量，善待员工；二是对企业所在的社区承担一定责任，大力支持所在的社区发展；三是保护全球环境与自然资源；四是参与一些慈善活动，支持公益事业。目前，在海外一些经济发达国家里，对捐款企业要做出一个总体的评估。而这些评估指标与社会责任的那几个方面正好一一对应。通俗讲，若没有做好就不能以慈善为名进行捐款，甚至是被认为是用不义之财搞伪善。
以上局面的出现，一方面说明我国公益事业尚处于起步阶段，政府部门在公益项目的推介上缺乏对参与者的具体指导；另一方面公益项目没有建立一个客观评估的体系，导致参与者惟有依靠感觉去做判断与选择。在西部地区“三位一体的和谐社会构建网络”形成后，政府可以对企业的公益投资进行有效的指导，提供针对企业的指导和参谋服务，有效指导企业对西部地区的公益投资，帮助企业形成具有适合自身特色的公益产业。同时合理利用企业的公益服务资源，发挥更大的造血功能，形成健康、有效的公益产业格局，实现企业与西部的双赢。
（三）、聚合社会公益资源，形成统一调配、健康发展的良好格局
我们的志愿者组织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充分发挥着社会的“减压阀”、“润滑剂”的作用。但由于现在的志愿者组织没有统一的指导，从而导致志愿服务具有很大盲目性、随意性和无序性。志愿者往往是没有通过专门的培训直接上岗，在很多情况下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或技能，这不仅影响到志愿服务的质量，特别是在从事技术性较高危险性较大的志愿服务方面，可能危及到志愿者的人身安全。
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志愿者组织与政府之间有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关系。志愿者组织不同于政府，也不具备政府职能，但可以起到政府起不到的作用。志愿服务事业发展的好，有利于调动广大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倡导民众形成一种对社会有责承担的良好理念，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但目前我国的志愿服务发展还存在许多的制约因素，如志愿者权益受到侵犯的事时有发生，志愿服务活动缺乏保障，个别国外志愿服务组织在我国开展活动还处于无序状态等，这都成了影响志愿服务健康发展的桎梏。同时由于志愿服务没有建立调查和评估体制，造成援助前没有进行详细的调查评估，服务中没有明确权利义务关系，服务后没有进行经验总结以及及时地与其他公益团体进行资源经验共享，导致服务目标不明确，存在很大的盲目性。甚至出现个别单位和个人存在把志愿者当做廉价劳动力的倾向，以及利用志愿者名义从事营利活动的情况，还有一些不具备相应能力的组织，盲目开展活动，侵犯了志愿者的合法权益等，这些都导致了公益资源的极大浪费，降低了公益服务的效率和信誉。
目前的情况是从事志愿服务事业的志愿者组织逐渐增多，却没有一个统一的管理组织，基本的情况是各团体自由化发展，组织活动自由化，这样一种状况极大地降低了活动的效果。甚至导致不同团体间工作的重复，降低了工作效果，甚至在整个工作面中出现了盲区和断点。由于目前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人数越来越多、服务领域日益拓展、经费投入越来越多、各类志愿者组织不断发展，目前我国志愿服务社会参与面已从大学生等青年群体逐步扩大到中老年人等各个年龄段人群，将志愿服务纳入统一领导，形成健康正规的志愿服务体系，切实保障志愿服务者特别是志愿服务群体中相对较弱势群的利益，已经成了当务之急。
在一个有着成熟分工的社会，政府部门和社会团体之间能够各司其职、功能互补。而社会发展的经验也证实，很多社会服务性的工作（比如义工服务）由社会团体来做效果更好，也更利于培育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如香港良好的义务服务政策环境，才让香港的义工团体成为了政府的好帮手，并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因此，“多元化和谐社会构建网络”的建立可以极大地避免志愿者组织由于没有统一的领导而造成的盲目性和无序性，避免救助的不均匀性和盲区的出现以及人为因素下的救助不及时，“多元化和谐社会构建网络”可以对公益服务资源进行合理调配，并对志愿者组织提供服务建议，避免服务的盲目性和无序性，同时可以切实保障志愿者的切身利益。今年两会期间，相关组织也提出了《志愿服务法》的提案，国家也会加大对志愿者权益方面的立法保护，所有这些都将极大地推动志愿者组织的健康发展。
（四）、企业的参与可以为非营利性质的公益组织解决经费难题，提供资金保障
目前我国志愿者组织的经费来源主要是通过会员交纳一定的会费以及社会的捐助，存在经费来源不稳定，并且严重不足的实际困难。志愿者在参与社会服务时，自己要承担全部的费用，这不仅也使志愿者的权利难以得到保障，而且当志愿者在为社会提供服务时，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或者由于意外事件，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导致了志愿者权益保障的缺失。志愿者组织是从事志愿服务的非营利性的公益组织，非营利性决定了志愿服务不以物质报酬为目的，这是志愿者组织在组织活动时其经费来源缺乏保障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在组织大型的公益活动以及对志愿者进行培训时更显得捉襟见肘。志愿者参与的服务都是自愿无偿的，没有通过活动赚取利润，不能通过内部机制解决志愿者组织的活动经费问题。所有这些都严重阻碍了志愿服务的顺利开展，以及志愿事业的健康发展。
“多元化的和谐社会构建网络”建立后，将设立针对志愿服务的专项储备基金，以解决志愿服务的资金短缺问题。专项基金由国家、政府财政或企业援助资金中提取，并由政府负责统一使用。作为志愿者组织的活动经费和志愿者的权益保障基金。基金的运作受政府和企业监督。储备基金为志愿者提供相应的人身保险经费，作为活动及志愿者权益保障的开支项目，以保障在志愿者确实发生意外事故或造成重大财产损失时，能获得相应的补偿或赔偿，达到切实保障志愿者的各项权益的目的。
三、建立信息管理系统，合理调配资源，建立服务评估系统，以提升服务质量。
设立官方性质的指导协调机构，建立信息管理和服务评估体系，合理调配资源、提升服务质量。
公益资源的调配利用和公益服务的运行管理是整个工作的基础和核心。如何确保这两个重要环节的科学高效运行，是提升公益服务质量的关键问题。因此，多元化和谐社会构建网络的建立要以逐步形成以政府公益服务指导为核心，信息化为手段，强化公益资源指挥管理、提升公益服务工作水平为目标，促进多元化公益服务网络信息管理平台的优化，实现政府、企业、志愿者组织工作的互动结合为基础任务。
（一）、发挥信息管理平台的技术优势，优化公益资源的调配使用
公益的资源合理调配和使用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益服务活动的成效。由此，应明确“探索新型社会动员机制，实现志愿服务社会化”的工作目标，通过发挥公益服务信息管理平台的技术优势，在较短的时间内，使用较少的人力资源，有效凝聚企业和志愿者组织等公益服务资源，并将他们迅速组织发动起来，并根据西部具体情况进行合理配置。
整个信息管理平台的运行主要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政府对西部地区的基础形势进行评估，确定拟援助的地区和项目；第二阶段是将企业和志愿者组织的数据导入到信息管理平台；第三阶段是由政府通过信息管理平台与企业和公益组织进行沟通和联络，根据企业及志愿者组织的具体情况给出公益服务的合理化建议；第四阶段是服务活动结束后，政府将企业和公益组织的服务数据录入到信息管理平台中上进行统计、汇总和记录。通过这种方式，政府能随时掌握西部地区和谐社会建设的具体情况，同时能及时对公益资源进行有效的调配和管理，大大提高了公益资源的使用效率。
（二）、依托信息管理平台，建立三方联动的运行管理网络
运行管理是确保公益服务衔接顺畅的核心工作，建立“政府—企业—志愿者团体”三方联动的管理网络是保障公益事业顺利进行的现实保障。政府设立指挥指导中心，负责整体规划协调、宣传、后勤以及应急保障工作；企业根据自身特点，提出公益服务要求和资金支持，实施公益产业的构建及对公益资金运作的监督；志愿者组织实施细部的公益援助，同时负责对政府和企业公益项目运作的监督。由于信息管理平台的介入，各工作层面的联系和互动得到有效加强，切实提高整个西部地区公益服务的运行管理水平。
（三）、以量化公益服务信息为主要方式，强化对企业和公益组织的激励效应
对企业和志愿者组织的有效激励是提升其工作热情，确保公益服务工作持续性、稳定性的重要保障。我们建立服务评估系统就是以服务项目、时间、质量为基本参数，参照确定标准公益服务基数，对公益服务进行量化，并对企业和志愿者组织分别进行考核。以数据化的方式准确记录公益服务参与者的各项工作信息，可以更加科学、公正、透明地对公益服务者进行考核、评估和激励。这种量化的激励保留方式不仅是对公益服务者辛勤工作的客观认定，更极大激发了企业和志愿者组织参与服务的热情和互比互进的意识，对于强化西部地区多元化和谐社会构建网络的建设和管理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